从中国佛教在北传佛教中的地位看当代中国的佛教教育
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主任 杨曾文
当代中国的佛教教育应当如何办？这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探讨。我想从中国佛教在北传佛教中的地位来谈当代中国的佛教教育问题。
佛教在公元前 6、5 世纪发源于古印度。大约在公元前后传到中国，经过漫长的适应中国的社会环境和传统文化思想、宗教习俗的民族化过程，逐渐演变为中国的民族宗教之一，并且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与东亚各国的文化交流中，中国佛教陆续传到朝鲜、日本、越南和蒙古，形成北传佛教。北传佛教主要有两支：一支是汉语系佛教，流传地域最广，信徒最多；一支是藏语系佛教，在西藏和藏族、蒙古族等民族聚居的地区最为流行。佛教从印度向南传到斯里兰卡以及东南亚的泰国、缅甸、柬埔寨等国，形成南传佛教。
北传佛教有些什么特色呢？为了本文论述的方便，这里着重结合北传汉语系的佛教进行介绍。
（一）以中国佛教为本源，以中国为中心
这不仅因为汉语系佛教在中国形成，然后才传到东亚各国，也表现在东亚各国的佛教所依据的基本经典、各个教派所奉的最初的教祖和教义体系等方面。北传佛教所依据的包括大小乘经、律、论在内经典，是译自印度、西域的梵文、〞胡文〞经典，在翻译过程中已经某种程度地被〞汉化〞了。从东晋道安开始对译经进行整理和分类，编纂经录，到唐代智升编纂的《开元释教录》最为有名。从宋代以后主要依据它的〞入藏录〞雕印的大藏经和此后各个朝代由政府或民间雕印的大藏经，不仅在中国流行，也传到朝鲜、日本等国。朝鲜的高丽藏，日本的黄檗藏、弘教藏、《日本校订大藏经》、《续藏经》等，都是以中国大藏经为基础编印的汉文大藏经。汉译经典《法华经》、《大涅槃经》、各类《般若经》、《大日经》、《金刚顶经》、《无量寿经》以及《中论》、《成唯识论》等是东亚各国佛教常用的基本经典。中国佛教宗派的教义著作，如天台宗的《摩诃止观》等三大部，华严宗的《华严五教章》等，禅宗的《六祖坛经》等，……也是其他北传佛教的基本教典。各国佛教宗派的祖庭在中国，最初的教祖也可以追溯到中国。
（二）以大乘佛教为主体
中国虽在传教传入之初对大小乘佛教同时接受，但在东晋后期系统传入大乘中观学说之后，开始对大小乘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到南北朝时，南北方形成许多所谓〞判教〞学说，皆把大乘置于小乘之上，表明中国佛教徒已经选择以大乘佛教作为信仰的主体。中国比较重视的大乘佛经有《法华经》、《华严经》、《大涅槃经》、《般若经》、《维摩经》等。隋唐时期成立的佛教宗派都把大乘经典作为自己尊奉的主要经典，如天台宗以《法华经》为主要经典，华严宗以《华严经》、法相宗以《解深密经》和《瑜伽师地论》，净土宗以《无量寿经》、密宗以《大日经》和《金刚顶经》为主要经典，等等。
（三）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二教的影响
汉译佛典所用的不少重要概念和用语是直接取自儒道二教，或是受它们的影响而赋予某些词语以新的含义。例如〞本无〞、〞守一〞、〞无为〞、〞道〞、〞理〞和〞心〞、〞性〞等，成为构建北传汉语系佛教教理体系的重要概念和术语。在理论方面，一是把道家和玄学本体论与大乘佛教的以真如、佛性为本体的宇宙本体论相结合，进而依据〞不二法门〞，提出体用相即，真俗不二的佛教哲学，如天台宗的中道实相论、华严宗的法界缘起论都有这方面的意义。二是以佛性为基因的心性论深受儒家人性论的启发和影响，注意探究觉悟成佛的内在依据的问题，例如天台宗的〞性具善恶〞，华严宗讲一切众生皆具〞本觉真心〞，禅宗讲〞心性本净〞等。
（四）发挥大乘佛教的〞真俗不二〞、〞即烦恼是菩提〞的理论，主张出世不离入世，生活日用即为佛道
在这方面，禅宗最为突出，寄坐禅悟道于日常生活之中。此外，净土宗简化修行仪规和方法，提倡口称念佛。日本的净土真宗主张〞一念净信〞即可往生成佛，日莲宗主张通过唱念《法华经》题目达到解脱。这些主张实际都否定了通过远离现实生活的严格修行来达到觉悟的做法，反映了北传汉语系佛教的现实主义特点。
（五）在组织上仿效家族宗法制度
以〞释〞为姓，按在教派、寺院中的地位，分为始祖、二祖……，又分直系、旁系，师、师叔伯、侄等。
北传佛教在进入近代以后因为受到各国社会制度和环境的影响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但上述特色仍或多或少的存在着，并且继续发生影响。
当代中国的佛教是以往中国佛教的继续，是古代作为北传佛教的本源和中心的中国佛教的继续。当代的中国是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的中国，那么，在实践党中央提出的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方针的过程中，我们应当继承中国佛教的那些方面，应当如何使这些方面适应现代社会需要和特点而促成它们新的发展？这是需要认真加以思考和解决的。
我想结合中国佛教的基本特色提出以下四个重要方面加下说明，希望这些能够贯彻到今后中国的佛教教育的实践中。
（一）既重继承，又重创造的理论传统
以中国佛教为本源的北传佛教虽源自印度佛教，但又不同于印度佛教，是印度佛教的继承与发展。在汉译的大小乘佛典中虽贯穿着来自印度佛教的基本精神、理念和思想，但同时通过运用中国儒、道、诸子的概念和思想，使这些经典带有某些容易为中国人理解的民族文化的成份和韵味，这在我们看《四十二章经》、《安般守意经》、《六度集经》、《无量寿经》以及被看作带有〞疑伪〞嫌疑的《大乘起信论》、《楞严经》、《圆觉经》等时，是不难发现的。
不仅如此，隋唐时期相继成立的带有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虽也以一、二部或多部译自印度梵文经典的佛经为主要依据，更重要的是按照宗派创始人的著述来建立自己的教义主张。天台宗创始人智顗的《摩诃止观》、《法华玄义》；三论宗吉藏的《三论玄义》等著作；华严宗法藏的《华严五教章》，澄观的《华严经随疏演义钞》、《华严法界玄镜》、宗密的《华严原人论》等；禅宗的记述六祖慧能生平和禅法的《六祖坛经》等等，都反映出既忠于佛教的传统和基本精神，又不墨守传统，富于创造的风格。朝鲜高丽王朝的知讷创立曹溪宗，日本镰仓时代净土宗、真宗、日莲宗等新教派的创立和新教义学说的提出，也同样蕴含着一种主动地随应时代变革的创新精神。
当代中国的佛教必须继承传统，继承中国佛教的富有深邃的宇宙观和人生哲理的理论和其他一切优秀的东西，否则就难以称之为中国的民族的佛教。然而又不能一味地墨守传统和成规、教义理论，应当适应不断发展的时代和社会进行创新，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继承。对这个问题，确实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二）包容大小乘，兼弘八宗，贯通内外的博大融会的精神
中国佛教，乃至整个北传佛教，在整体上虽将小乘置于较低的地位，但并不完全排拆小乘，而是将小乘看作是佛教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小乘基本经典《阿含经》、阿毗昙的论书和小乘戒律，予以适当对待并加以解释。从中国来说，虽在隋唐成立佛教宗派，形成所谓八宗（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密宗），但较之其他北传佛教国家，各派之间并非森严壁垒，互不相容，而是彼此吸收，互相包含。八宗中有净土宗、律宗这样的相当于〞寓宗〞的宗派。有的学者身兼二宗，例如密宗的一行，兼学天台宗；禅宗的神秀兼学华严宗；华严宗澄观、宗密兼承禅宗；律宗的鉴真兼传天台宗，等等。
在中国佛教历史上做出重要贡献的学者，一般地说都能博通古今，兼精内、外之学，在佛教著述内能够对深奥的教理做出灵活的圆融的发挥，从而能够博得教内外的尊信，使佛教在社会各阶层发生重大影响。古代的道安、慧远、道宣……直至明代的四大名僧祩宏、真可、德清、智旭，近现代的杨文会、太虚、欧阳渐等等，莫不如此。
我们现在提倡建立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人间佛教〞，在教理、学风等方面应当具备上述博大融会的精神。
（三）悲智双运，济世利生的菩萨之道
大乘佛教的六度、慈悲、悲智双运和济世利生的精神，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之一。在社会民众遭遇天灾饥馑之时，寺院僧众举办赈灾济贫的慈善事业。寺院经办悲田养病坊，僧人精通医术，为贫困的民众行医治病。国家民族遭遇外敌入侵的危难，僧人挺身而出，加入抗敌御侮的行列，洒血荒野，埋骨青山。高僧率徒开辟荒山野岭，建立寺院，在向民众传法的同时，传播文化，于是寺院成为福利一方的文化中心。中国唐宋时代的禅宗，注重行脚游方，访师问道，为促进国内文化交流做出贡献。自隋唐至宋元，中国僧人在与朝鲜、日本等国的佛教文化交流中担当重要角色，不仅为这些国家佛教的传播做出贡献，而且传入中国先进文化，为这些国家历史文化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菩萨之道是一种原则，是一种精神，具体贯彻在北传佛教流行的国度，述之不尽，写之不完，至今激励着为人类，为国家，为民众谋求福利的人们。
蕴含在大乘佛教菩萨之道当中的济世利生的精神，永远也不会过时。在今天，这种精神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人道主义等是基本一致的，应当继续提倡和发扬。
（四）〞不变随缘〞的〞智巧〞
大乘佛教以智慧、方便为二大支柱，认为智慧（般若）是〞佛之母〞，方便是〞佛之父〞，二者如同鸟之两翼，不可或缺。何为方便，梵音是〞沤和拘舍罗〞，称简称〞沤和〞，意译为方便、智巧，是在智慧的指导下适应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民众而善于采取适当的语言和方法进行传法的灵活性、机动性。这里借用真如〞不变随缘〞的说法，是为了表示这种灵活性和机动性是以维护和贯彻佛教的整体利益、基本精神为出发点的。中国佛教、北传佛教，正是借助这种方便、智巧，将来自印度的佛教发展成为中国和东亚民众的佛教，并且以坚毅的精神克服各种困难险阻，推动佛教不断适应时代、社会而创新发展，为庄严国土，利益有情众生做出贡献。
科技文化和经济生产日新月异高度发展的今天，随着人们的物质的和精神的生活不断提高，人们日常的生活方式和需求结构也发生很大变化。面临新的形势，佛教如何顺应，如何传播，如何发展？是应当认真探讨的问题。在这种场合，是佛教〞不变随缘〞的〞智巧〞发挥作用的最佳用武之地。
1993 年赵朴初会长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六届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了著名的《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的报告，指出：
根据当前的形势和我国佛教的实际情况，着眼佛教事业建设与发展的未来，各级佛教佛教协会和全国佛教界必须把注意力和工作重点转移到加强佛教自身建设、提高四众素质上来。加强佛教自身建设，就是加强信仰建设、道风建设、教制建设、人才建设、组织建设。这五个方面，信仰建设是核心，道风建设是根本，人才建设是关键，教制建设是基础，组织建设是保证。
对于人才建设，解释说：
大力培养合格僧才，加强人才建设，是关系中国佛教命运和走向的头等大事，是我国佛教事业建设与发展最紧迫、最重要的任务。
7 年后的今天，报告中的内容仍没有过时。
那么，从客观形势来说，当代佛教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呢？作为一个佛教史的研究者，对中国佛教界的具体情况知之甚少，仅提出一些想法供诸位学者参考，有不当之处，还乞不吝指教。
当代中国佛教应当适应现代教团建设的需要，培养多方面的人才。我想主要应包括以下几种人才。
（一）合格的传法、施教和从事寺院管理的僧才。在过去的佛教寺院，一般采纳最早是禅宗提出的寺院管理制度，在寺院住持之下设置两序，或两班：知事（或执事，东序、东班），有都寺、监寺、副寺、维那、典座、直岁；头首（西序、西班），有首座、书记、藏主、知客、知浴、知殿（名称、数目也因地因寺而异），共同协商管理寺院，从事佛教传法，组织寺僧修行，对寺僧、信众实施教化，经营寺院经济生产，举办各种宗教活动。各种僧职在住持的统一主持下既有分工，又有协作。今天情况虽有变化，但无论什么寺院，从事传法、管理的职事仍然存在。我们应当培养这方面的优秀人才，使他们能够胜任从事寺院传法和管理的工作。
（二）培养具有现代意识、广博知识的师资。现在从事各级僧才培养的场所有寺院、由寺院或地方经办的佛学班或佛学院、中国佛学院。无论在哪一级，都需要具有较高水平的从事佛教学、佛教史学、佛典专题、政治、文学、历史、外语等教学的人才。我想在佛教专门学校从事教学的人，应当首先具备现代意识和比较广博的综合的知识、本学科的系统知识，使自己的教学能够与国内乃至国际同类学科接轨，大体达到同样的水平。所谓具备〞现代意识〞，是指应时刻意识到如何使佛教适应现代社会，在现代发展的问题。这里仅强调其中一点，即如何使佛教为现代人易于接受的问题。我想，在现代的佛学讲堂上，不应当满足于以经解经，以古人的语言诠释佛教著述的做法，而应当在忠实于原典的基础上尝试以易于现代人接受的哲学概念、学术用语和生活语言来对佛经、佛教著述中的哲学思想、教义理论和文句偈颂等进行诠释。如果老师做好了，学生就会效仿，持续下去，将对佛教适应现代社会，保持生命力产生重大影响。当然，这里所说的是很高的要求，也许暂时还不能完全达到，然而这是个应当追求的目标。
（三）从事寺院、教团管理人才，不仅需要学习佛教专门知识，而且应当掌握国家法律、政策、经济、财务管理、人事、社会公关和其他有关的多方面的知识。
（四）培养能够运用现代媒体、计算机、通讯网络等的专门人才，在促进佛教实现传法、传播、通讯、教育等手段的现代化当中发挥作用。
（五）培养和创造条件造就一批能够在较高层次与国际佛教研究学者进行交流的学者。近现代以来，我国佛教界相继有很多在佛教研究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学者，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一段时期曾出现后继乏人的局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佛教界已经陆续造就相当数量的年轻有为的学者，然而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质量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在这方面，已有的研究所和佛学院承担着艰巨的任务，有关部门也应创造良好的条件。
（六）因为中国是北传佛教的本源，并且曾是北传佛教的中心，因此，通过佛教加强与东亚各国的佛教文化的交流仍是个经常性的任务。赵朴初会长将佛教比做连接东亚各国的〞黄金纽带〞是十分恰当的。我国与日本、韩国有着广泛的交流，经常定期或不定期地举行双边，或三边的佛教学术会议，在促进与这些国家的佛教文化交流和增进友谊当中发挥良好的重大作用。我国与南传佛教国家也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然而，无庸讳言，现在我们的佛教界、学术界能够胜任从事中外佛教学术交流的专门人才还是不多的，无论是翻译，日常性联络，出国留学或进修、讲学，接待来访参观与担任向导，接纳外国留学生与学术访问学者等，都需要有相当高水平的外语训练、专门知识造诣的人才。
以上就是我想到的当代中国急需培养造就的佛教人才。
值此 21 世纪之初，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正以新的步伐向前迈进，诚恳希望我国在佛教教育方面能够继往开来，做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社会，无愧于中国佛教在北传佛教中崇高地位的成绩来。
2000 年 2 月 12 日于北京南方庄公寓
從中國佛教在北傳佛教中的地位看當代中國的佛教教育
中國社會科學院佛教研究中心主任 楊曾文
當代中國的佛教教育應當如何辦？這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加以探討。我想從中國佛教在北傳佛教中的地位來談當代中國的佛教教育問題。
佛教在西元前 6、5世紀發源于古印度。大約在西元前後傳到中國，經過漫長的適應中國的社會環境和傳統文化思想、宗教習俗的民族化過程，逐漸演變爲中國的民族宗教之一，並且成爲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與東亞各國的文化交流中，中國佛教陸續傳到朝鮮、日本、越南和蒙古，形成北傳佛教。北傳佛教主要有兩支：一支是漢語系佛教，流傳地域最廣，信徒最多；一支是藏語系佛教，在西藏和藏族、蒙古族等民族聚居的地區最爲流行。佛教從印度向南傳到斯里蘭卡以及東南亞的泰國、緬甸、柬埔寨等國，形成南傳佛教。
北傳佛教有些什麽特色呢？爲了本文論述的方便，這裏著重結合北傳漢語系的佛教進行介紹。
（一）以中國佛教爲本源，以中國爲中心
這不僅因爲漢語系佛教在中國形成，然後才傳到東亞各國，也表現在東亞各國的佛教所依據的基本經典、各個教派所奉的最初的教祖和教義體系等方面。北傳佛教所依據的包括大小乘經、律、論在內經典，是譯自印度、西域的梵文、〞胡文〞經典，在翻譯過程中已經某種程度地被〞漢化〞了。從東晉道安開始對譯經進行整理和分類，編纂經錄，到唐代智升編纂的《開元釋教錄》最爲有名。從宋代以後主要依據它的〞入藏錄〞雕印的大藏經和此後各個朝代由政府或民間雕印的大藏經，不僅在中國流行，也傳到朝鮮、日本等國。朝鮮的高麗藏，日本的黃檗藏、弘教藏、《日本校訂大藏經》、《續藏經》等，都是以中國大藏經爲基礎編印的漢文大藏經。漢譯經典《法華經》、《大涅槃經》、各類《般若經》、《大日經》、《金剛頂經》、《無量壽經》以及《中論》、《成唯識論》等是東亞各國佛教常用的基本經典。中國佛教宗派的教義著作，如天臺宗的《摩訶止觀》等三大部，華嚴宗的《華嚴五教章》等，禪宗的《六祖壇經》等，……也是其他北傳佛教的基本教典。各國佛教宗派的祖庭在中國，最初的教祖也可以追溯到中國。
（二）以大乘佛教爲主體
中國雖在傳教傳入之初對大小乘佛教同時接受，但在東晉後期系統傳入大乘中觀學說之後，開始對大小乘有了比較清楚的認識。到南北朝時，南北方形成許多所謂〞判教〞學說，皆把大乘置於小乘之上，表明中國佛教徒已經選擇以大乘佛教作爲信仰的主體。中國比較重視的大乘佛經有《法華經》、《華嚴經》、《大涅槃經》、《般若經》、《維摩經》等。隋唐時期成立的佛教宗派都把大乘經典作爲自己尊奉的主要經典，如天臺宗以《法華經》爲主要經典，華嚴宗以《華嚴經》、法相宗以《解深密經》和《瑜伽師地論》，淨土宗以《無量壽經》、密宗以《大日經》和《金剛頂經》爲主要經典，等等。
（三）深受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道二教的影響
漢譯佛典所用的不少重要概念和用語是直接取自儒道二教，或是受它們的影響而賦予某些詞語以新的含義。例如〞本無〞、〞守一〞、〞無爲〞、〞道〞、〞理〞和〞心〞、〞性〞等，成爲構建北傳漢語系佛教教理體系的重要概念和術語。在理論方面，一是把道家和玄學本體論與大乘佛教的以真如、佛性爲本體的宇宙本體論相結合，進而依據〞不二法門〞，提出體用相即，真俗不二的佛教哲學，如天臺宗的中道實相論、華嚴宗的法界緣起論都有這方面的意義。二是以佛性爲基因的心性論深受儒家人性論的啓發和影響，注意探究覺悟成佛的內在依據的問題，例如天臺宗的〞性具善惡〞，華嚴宗講一切衆生皆具〞本覺真心〞，禪宗講〞心性本淨〞等。
（四）發揮大乘佛教的〞真俗不二〞、〞即煩惱是菩提〞的理論，主張出世不離入世，生活日用即爲佛道
在這方面，禪宗最爲突出，寄坐禪悟道於日常生活之中。此外，淨土宗簡化修行儀規和方法，提倡口稱念佛。日本的淨土真宗主張〞一念淨信〞即可往生成佛，日蓮宗主張通過唱念《法華經》題目達到解脫。這些主張實際都否定了通過遠離現實生活的嚴格修行來達到覺悟的做法，反映了北傳漢語系佛教的現實主義特點。
（五）在組織上仿效家族宗法制度
以〞釋〞爲姓，按在教派、寺院中的地位，分爲始祖、二祖……，又分直系、旁系，師、師叔伯、侄等。
北傳佛教在進入近代以後因爲受到各國社會制度和環境的影響已經發生很大變化，但上述特色仍或多或少的存在著，並且繼續發生影響。
當代中國的佛教是以往中國佛教的繼續，是古代作爲北傳佛教的本源和中心的中國佛教的繼續。當代的中國是實行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的中國，那麽，在實踐黨中央提出的使宗教與社會主義相適應的方針的過程中，我們應當繼承中國佛教的那些方面，應當如何使這些方面適應現代社會需要和特點而促成它們新的發展？這是需要認真加以思考和解決的。
我想結合中國佛教的基本特色提出以下四個重要方面加下說明，希望這些能夠貫徹到今後中國的佛教教育的實踐中。
（一）既重繼承，又重創造的理論傳統
以中國佛教爲本源的北傳佛教雖源自印度佛教，但又不同於印度佛教，是印度佛教的繼承與發展。在漢譯的大小乘佛典中雖貫穿著來自印度佛教的基本精神、理念和思想，但同時通過運用中國儒、道、諸子的概念和思想，使這些經典帶有某些容易爲中國人理解的民族文化的成份和韻味，這在我們看《四十二章經》、《安般守意經》、《六度集經》、《無量壽經》以及被看作帶有〞疑僞〞嫌疑的《大乘起信論》、《楞嚴經》、《圓覺經》等時，是不難發現的。
不僅如此，隋唐時期相繼成立的帶有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雖也以一、二部或多部譯自印度梵文經典的佛經爲主要依據，更重要的是按照宗派創始人的著述來建立自己的教義主張。天臺宗創始人智顗的《摩訶止觀》、《法華玄義》；三論宗吉藏的《三論玄義》等著作；華嚴宗法藏的《華嚴五教章》，澄觀的《華嚴經隨疏演義鈔》、《華嚴法界玄鏡》、宗密的《華嚴原人論》等；禪宗的記述六祖慧能生平和禪法的《六祖壇經》等等，都反映出既忠於佛教的傳統和基本精神，又不墨守傳統，富於創造的風格。朝鮮高麗王朝的知訥創立曹溪宗，日本鐮倉時代淨土宗、真宗、日蓮宗等新教派的創立和新教義學說的提出，也同樣蘊含著一種主動地隨應時代變革的創新精神。
當代中國的佛教必須繼承傳統，繼承中國佛教的富有深邃的宇宙觀和人生哲理的理論和其他一切優秀的東西，否則就難以稱之爲中國的民族的佛教。然而又不能一味地墨守傳統和成規、教義理論，應當適應不斷發展的時代和社會進行創新，在繼承中創新，在創新中繼承。對這個問題，確實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二）包容大小乘，兼弘八宗，貫通內外的博大融會的精神
中國佛教，乃至整個北傳佛教，在整體上雖將小乘置於較低的地位，但並不完全排拆小乘，而是將小乘看作是佛教體系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對小乘基本經典《阿含經》、阿毗曇的論書和小乘戒律，予以適當對待並加以解釋。從中國來說，雖在隋唐成立佛教宗派，形成所謂八宗（天臺宗、三論宗、法相宗、律宗、華嚴宗、淨土宗、禪宗、密宗），但較之其他北傳佛教國家，各派之間並非森嚴壁壘，互不相容，而是彼此吸收，互相包含。八宗中有淨土宗、律宗這樣的相當於〞寓宗〞的宗派。有的學者身兼二宗，例如密宗的一行，兼學天臺宗；禪宗的神秀兼學華嚴宗；華嚴宗澄觀、宗密兼承禪宗；律宗的鑒真兼傳天臺宗，等等。
在中國佛教歷史上做出重要貢獻的學者，一般地說都能博通古今，兼精內、外之學，在佛教著述內能夠對深奧的教理做出靈活的圓融的發揮，從而能夠博得教內外的尊信，使佛教在社會各階層發生重大影響。古代的道安、慧遠、道宣……直至明代的四大名僧祩宏、真可、德清、智旭，近現代的楊文會、太虛、歐陽漸等等，莫不如此。
我們現在提倡建立與社會主義相適應的〞人間佛教〞，在教理、學風等方面應當具備上述博大融會的精神。
（三）悲智雙運，濟世利生的菩薩之道
大乘佛教的六度、慈悲、悲智雙運和濟世利生的精神，是中國佛教的優良傳統之一。在社會民衆遭遇天災饑饉之時，寺院僧衆舉辦賑災濟貧的慈善事業。寺院經辦悲田養病坊，僧人精通醫術，爲貧困的民衆行醫治病。國家民族遭遇外敵入侵的危難，僧人挺身而出，加入抗敵禦侮的行列，灑血荒野，埋骨青山。高僧率徒開闢荒山野嶺，建立寺院，在向民衆傳法的同時，傳播文化，於是寺院成爲福利一方的文化中心。中國唐宋時代的禪宗，注重行腳遊方，訪師問道，爲促進國內文化交流做出貢獻。自隋唐至宋元，中國僧人在與朝鮮、日本等國的佛教文化交流中擔當重要角色，不僅爲這些國家佛教的傳播做出貢獻，而且傳入中國先進文化，爲這些國家歷史文化的發展做出重大貢獻。菩薩之道是一種原則，是一種精神，具體貫徹在北傳佛教流行的國度，述之不盡，寫之不完，至今激勵著爲人類，爲國家，爲民衆謀求福利的人們。
蘊含在大乘佛教菩薩之道當中的濟世利生的精神，永遠也不會過時。在今天，這種精神與爲人民服務的宗旨、人道主義等是基本一致的，應當繼續提倡和發揚。
（四）〞不變隨緣〞的〞智巧〞
大乘佛教以智慧、方便爲二大支柱，認爲智慧（般若）是〞佛之母〞，方便是〞佛之父〞，二者如同鳥之兩翼，不可或缺。何爲方便，梵音是〞漚和拘舍羅〞，稱簡稱〞漚和〞，意譯爲方便、智巧，是在智慧的指導下適應不同的環境、不同的民衆而善於採取適當的語言和方法進行傳法的靈活性、機動性。這裏借用真如〞不變隨緣〞的說法，是爲了表示這種靈活性和機動性是以維護和貫徹佛教的整體利益、基本精神爲出發點的。中國佛教、北傳佛教，正是借助這種方便、智巧，將來自印度的佛教發展成爲中國和東亞民衆的佛教，並且以堅毅的精神克服各種困難險阻，推動佛教不斷適應時代、社會而創新發展，爲莊嚴國土，利益有情衆生做出貢獻。
科技文化和經濟生産日新月異高度發展的今天，隨著人們的物質的和精神的生活不斷提高，人們日常的生活方式和需求結構也發生很大變化。面臨新的形勢，佛教如何順應，如何傳播，如何發展？是應當認真探討的問題。在這種場合，是佛教〞不變隨緣〞的〞智巧〞發揮作用的最佳用武之地。
1993 年趙朴初會長在中國佛教協會第六屆全國代表會議上作了著名的《中國佛教協會四十年》的報告，指出：
根據當前的形勢和我國佛教的實際情況，著眼佛教事業建設與發展的未來，各級佛教佛教協會和全國佛教界必須把注意力和工作重點轉移到加強佛教自身建設、提高四衆素質上來。加強佛教自身建設，就是加強信仰建設、道風建設、教制建設、人才建設、組織建設。這五個方面，信仰建設是核心，道風建設是根本，人才建設是關鍵，教制建設是基礎，組織建設是保證。
對於人才建設，解釋說：
大力培養合格僧才，加強人才建設，是關係中國佛教命運和走向的頭等大事，是我國佛教事業建設與發展最緊迫、最重要的任務。
7 年後的今天，報告中的內容仍沒有過時。
那麽，從客觀形勢來說，當代佛教需要什麽樣的人才呢？作爲一個佛教史的研究者，對中國佛教界的具體情況知之甚少，僅提出一些想法供諸位學者參考，有不當之處，還乞不吝指教。
當代中國佛教應當適應現代教團建設的需要，培養多方面的人才。我想主要應包括以下幾種人才。
（一）合格的傳法、施教和從事寺院管理的僧才。在過去的佛教寺院，一般採納最早是禪宗提出的寺院管理制度，在寺院住持之下設置兩序，或兩班：知事（或執事，東序、東班），有都寺、監寺、副寺、維那、典座、直歲；頭首（西序、西班），有首座、書記、藏主、知客、知浴、知殿（名稱、數目也因地因寺而異），共同協商管理寺院，從事佛教傳法，組織寺僧修行，對寺僧、信衆實施教化，經營寺院經濟生産，舉辦各種宗教活動。各種僧職在住持的統一主持下既有分工，又有協作。今天情況雖有變化，但無論什麽寺院，從事傳法、管理的職事仍然存在。我們應當培養這方面的優秀人才，使他們能夠勝任從事寺院傳法和管理的工作。
（二）培養具有現代意識、廣博知識的師資。現在從事各級僧才培養的場所有寺院、由寺院或地方經辦的佛學班或佛學院、中國佛學院。無論在哪一級，都需要具有較高水準的從事佛教學、佛教史學、佛典專題、政治、文學、歷史、外語等教學的人才。我想在佛教專門學校從事教學的人，應當首先具備現代意識和比較廣博的綜合的知識、本學科的系統知識，使自己的教學能夠與國內乃至國際同類學科接軌，大體達到同樣的水平。所謂具備〞現代意識〞，是指應時刻意識到如何使佛教適應現代社會，在現代發展的問題。這裏僅強調其中一點，即如何使佛教爲現代人易於接受的問題。我想，在現代的佛學講堂上，不應當滿足於以經解經，以古人的語言詮釋佛教著述的做法，而應當在忠實於原典的基礎上嘗試以易於現代人接受的哲學概念、學術用語和生活語言來對佛經、佛教著述中的哲學思想、教義理論和文句偈頌等進行詮釋。如果老師做好了，學生就會效仿，持續下去，將對佛教適應現代社會，保持生命力産生重大影響。當然，這裏所說的是很高的要求，也許暫時還不能完全達到，然而這是個應當追求的目標。
（三）從事寺院、教團管理人才，不僅需要學習佛教專門知識，而且應當掌握國家法律、政策、經濟、財務管理、人事、社會公關和其他有關的多方面的知識。
（四）培養能夠運用現代媒體、電腦、通訊網絡等的專門人才，在促進佛教實現傳法、傳播、通訊、教育等手段的現代化當中發揮作用。
（五）培養和創造條件造就一批能夠在較高層次與國際佛教研究學者進行交流的學者。近現代以來，我國佛教界相繼有很多在佛教研究方面做出卓越貢獻的學者，但由於衆所周知的原因，在一段時期曾出現後繼乏人的局面。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佛教界已經陸續造就相當數量的年輕有爲的學者，然而無論是從數量還是從質量方面，還有待進一步發展。在這方面，已有的研究所和佛學院承擔著艱巨的任務，有關部門也應創造良好的條件。
（六）因爲中國是北傳佛教的本源，並且曾是北傳佛教的中心，因此，通過佛教加強與東亞各國的佛教文化的交流仍是個經常性的任務。趙朴初會長將佛教比做連接東亞各國的〞黃金紐帶〞是十分恰當的。我國與日本、韓國有著廣泛的交流，經常定期或不定期地舉行雙邊，或三邊的佛教學術會議，在促進與這些國家的佛教文化交流和增進友誼當中發揮良好的重大作用。我國與南傳佛教國家也有著比較密切的聯繫。然而，無庸諱言，現在我們的佛教界、學術界能夠勝任從事中外佛教學術交流的專門人才還是不多的，無論是翻譯，日常性聯絡，出國留學或進修、講學，接待來訪參觀與擔任向導，接納外國留學生與學術訪問學者等，都需要有相當高水準的外語訓練、專門知識造詣的人才。
以上就是我想到的當代中國急需培養造就的佛教人才。
值此21世紀之初，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正以新的步伐向前邁進，誠懇希望我國在佛教教育方面能夠繼往開來，做出無愧於時代，無愧於社會，無愧於中國佛教在北傳佛教中崇高地位的成績來。
2000 年 2 月 12 日于北京南方莊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