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禅宗的珍贵资料－－神会语录
－－写在《神会和尚禅话录》发行之际
杨曾文
1930 年，年龄刚到 39 岁的胡适（1891-1963）出版了《神会和尚遗集》（上海亚东图书馆版），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胡适是在试写《中国禅宗史》的过程中接触到神会与北宗辩论的记载，感到如果不写神会，就难以写好禅宗史。于是，他利用从事公务去英法两国的机会，顺便到大英博物馆和巴黎国立图书馆查阅敦煌文书，从中发现了记载神会语录的残卷，回国后加以整理，并写出长篇论文，结集为《神会和尚遗集》出版。以此为开端，胡适几乎一生没有终止对中国禅宗的研究。
胡适的研究成果在隔海相望的日本得到极大反响。铃木大拙（1870-1966）是日本的著名禅宗学者，对胡适《神会和尚遗集》给予很高评价。此后不久从日本个人的收藏中也发现了另外一种敦煌写本的神会语录，铃木大拙加以校订，题为《荷泽神会禅师语录》出版。
继敦煌本《六祖坛经》之后，两种神会语录的发现，极大地推动了人们对敦煌文书和其它古籍中禅籍的搜寻和研究，丰富了早期禅宗史的内容，从而也将整个中国禅宗史的研究推入一个新的阶段。七十年来，中日两国学者在《六祖坛经》、各种禅宗文献和整个禅宗历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人们对以往的发现和研究并不满足，总是在不断地探寻新的文献资料，以便对以前发现的某些文献的不完备处加以修正，并企图用新资料填补以往研究中的空白。 1935 年，敦煌名士任子宜在敦煌千佛山发现写有《六祖坛经》和神会语录的新敦煌写本。北京大学教授向达（1900-1966）在 1950 年发表的《西征小记》中对此本作了最初的报道。这一报道在国际佛学界引起极大的轰动。后来这个写本辗转归为敦煌县博物馆收藏，编号为〞敦博 077 〞。
说来也是机缘。笔者有幸在 1986 年看到由周绍良先生提供给《中国佛教丛书·禅宗编》的一组敦煌禅籍的照片，经过考察认定即是任子宜当年发现的敦煌新写本。此后我利用这些照片的复制件并参照中日两国的有关的禅宗研究成果，对《六祖坛经》、神会语录等文献进行研究和校勘，这一成果之一是 1993 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敦煌新本·六祖坛经》，现在又由中华书局出版了《神会和尚禅话录》。我为能为学术界提供新的禅宗研究参考资料而感到高兴。
与《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一样，《神会和尚禅话录》在编排上也分为＜正编＞、＜附编＞、＜研究＞三大部分。＜正编＞除收录任子宜发现的神会的＜坛语＞、＜南宗定是非论＞的校订本之外，还收录铃木大拙当年校勘的《神会语录》以及新敦煌本无而胡适校本有的部分，皆置于唐代原来的标题《南阳和尚问答杂徵义》之下，对所收旧刊本重加校正、标点和分段。＜附编＞收录与神会有关的资料；＜研究＞收有笔者的长篇论文《神会及其禅法理论》。
现借此机会谈三个问题，并纠正校勘及论文中的失误之处。
一、关于嗣虢王李巨。〈附编〉中收录的《大唐东都荷泽寺殁故第七祖国师大德于龙门宝应寺龙首腹建身塔铭并序》（见第 137 页），是洛阳文物工作者于 1983 年新发现的珍贵资料， 1992 年《文物》第三期发表了其调查报告。原录文中有曰：〞有庙堂李公嗣号王，再迎尊颜於龙门……〞笔者收录时，在〞号〞字后加括弧注上：〞按，′号′当作′虢′〞；在〞王〞字后同样加注：〞按，当即嗣虢王李巨〞。这是对的。在后面所附研究论文中也对李巨事迹作了简单说明（见 163 页）。现在又有了新的以资证明的出土资料。加拿大华裔学者冉云华教授 1994 年发表《唐故招圣寺大德慧坚禅师碑考》（台湾中华佛学研究所《中华佛学学报》第 7 期）对 1945 年出土的《慧坚碑》作了详细的论证。慧坚是神会的弟子，后到洛阳，〞时嗣虢王巨，以宗室之重，保厘成周……乃奏请住圣善寺〞。这里的〞嗣虢王巨〞正是前面提到的李巨。关于时间，冉云华的论文有误，笔者特写《关于＜唐故招圣寺大德慧坚禅师碑＞的补充说明》（1995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报》第 4 期）予以纠正。李巨是在肃宗乾元元年（758）四月至翌年二月担任东京留守的。正是在这段时间内由他出面将神会的遗体从荆州迎回洛阳的，但由于史思明的再度叛唐攻陷洛阳（759年），直到代宗永泰元年（765）才将神会遗骨正式入塔。
二、关于神会主持戒坛度僧尼之事。书第 187 页说神会入洛阳主持置坛度僧应在至德二载（756）唐军收复两京之后。现在看来此说不够全面。综合有关史料推测，神会主持戒坛度僧是在收复洛阳之前的外地某个场所进行的。当时出来做这项工作的不仅神会一人，在五岳、各个大的州府所在地也设戒坛请〞高行大德〞主持度僧尼、道士，卖度牒筹集军费。而在收复两京之后，朝廷又令〞关辅、诸州纳钱度僧、道〞（《佛祖历代通载》卷一三），可能神会又被请出来主持度僧。因为神会具有很高声望，成绩突出，受到朝廷的嘉奖，〞诏入内供养〞（《宋高僧传》卷八＜神会传＞）。在当时形势下，皇帝一直在长安，神会应诏入的应是西都长安的内宫而非洛阳皇宫。很可能神会从被放逐出洛阳以后，直到在荆州去世之前一直没有回到洛阳。
三、唐玄宗何时颁布御注《金刚经》。书后论文中对神会宣传诵持《金刚经》的功德的问题作了论述，指出这当受到当时风潮，特别是社会上层信仰的影响，其中提到唐玄宗在开元十七（公元 729 年；此误，应为十八）年也〞发心持经〞，并据《释氏稽古略》卷三所引《大藏流行众经目录》说玄宗亲注《金刚经》是在开元十九年（第 231 页）。关于玄宗注《金刚经》的年代在史书中有不同记载，较多的史书记载或为开元二十三年（735），或作开元二十四年。笔者现在考虑，以开元二十三年比较妥当。在北京房山石经中发现《唐玄宗注金刚经》孤本，吴梦麟《房山石经本＜唐玄宗注金刚经＞录文－－附整理后记》（《世界宗教研究》 1982 年第 2 期）对全文作了整理标点并作了研究。据此注经后面的题记，玄宗在开元二十三年六月前已经把《金刚经》注释完毕，而在此年九月于颁行天下，写本入藏，宣付史馆。论文据文字中提到的地名，认为是玄宗住洛阳时注释并向全国颁行御注的。实证资料是可以凭信的。
在这里顺便纠正校勘文字中的一处失误。＜正编＞中的《南阳和尚问答杂徵义》是取自伦敦本、石井本和巴黎本。石井本篇幅最长，是取自铃木大拙的校本，并参照各本作了重校。它的后面是六代祖师的小传。在慧可传的最后（第 105 页），原文是〞扬楞伽邺都故事第十卷具说〞。笔者校作：〞扬楞伽邺都故事，第十卷具说。〞由于把〞楞伽〞当作是《楞伽经》，致使整个句子标点错误。前些日子看柳田圣山的《初期禅宗史书的研究》（法藏馆 1967 年出版）第四章第七节《＜历代法宝记＞的构成》，对敦煌本《历代法定记》卷首所列出的 37 种书目一一作了考察，所列最后一种就是〞杨楞伽邺都故事〞。柳田说此书在《太平御览》中有多处引用，或作《邺都故事》或作《北齐邺都故事》等。按照柳田文后注释的线索，经查，在《太平御览》卷二二五引用的书目中就有〞北齐杨楞伽邺都故事〞。可见，前引原文有误，〞扬〞乃〞杨〞之误，〞杨楞伽〞是人名，〞邺都故事〞是书名。全句应校为：〞杨楞伽邺都故事，第十卷具说。〞当然，之间也可不加标点。说来遗憾，笔者曾多次读《历代法宝记》，但却对〞杨楞伽邺都故事〞没有留下印象，以至发生这样的校误。
从现在看，随着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升温，对禅宗的研究也方兴未艾。笔者相信，《神会和尚禅话录》的出版发行，将为从事禅宗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的同志提供新的方便利用的资料。正像每次新书出版以后总会不断发现新错和不当之处一样，本书肯定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谨望读者发现后及时指出，并不吝指正。
1997 年 2 月 14 日于北京南方庄公寓
早期禪宗的珍貴資料－－神會語錄
－－寫在《神會和尚禪話錄》發行之際
楊曾文
1930 年，年齡剛到 39 歲的胡適（1891-1963）出版了《神會和尚遺集》（上海亞東圖書館版），然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之內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胡適是在試寫《中國禪宗史》的過程中接觸到神會與北宗辯論的記載，感到如果不寫神會，就難以寫好禪宗史。於是，他利用從事公務去英法兩國的機會，順便到大英博物館和巴黎國立圖書館查閱敦煌文書，從中發現了記載神會語錄的殘卷，回國後加以整理，並寫出長篇論文，結集爲《神會和尚遺集》出版。以此爲開端，胡適幾乎一生沒有終止對中國禪宗的研究。
胡適的研究成果在隔海相望的日本得到極大反響。鈴木大拙（1870-1966）是日本的著名禪宗學者，對胡適《神會和尚遺集》給予很高評價。此後不久從日本個人的收藏中也發現了另外一種敦煌寫本的神會語錄，鈴木大拙加以校訂，題爲《荷澤神會禪師語錄》出版。
繼敦煌本《六祖壇經》之後，兩種神會語錄的發現，極大地推動了人們對敦煌文書和其他古籍中禪籍的搜尋和研究，豐富了早期禪宗史的內容，從而也將整個中國禪宗史的研究推入一個新的階段。七十年來，中日兩國學者在《六祖壇經》、各種禪宗文獻和整個禪宗歷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然而，人們對以往的發現和研究並不滿足，總是在不斷地探尋新的文獻資料，以便對以前發現的某些文獻的不完備處加以修正，並企圖用新資料填補以往研究中的空白。 1935 年，敦煌名士任子宜在敦煌千佛山發現寫有《六祖壇經》和神會語錄的新敦煌寫本。北京大學教授向達（1900-1966）在 1950 年發表的《西征小記》中對此本作了最初的報道。這一報道在國際佛學界引起極大的轟動。後來這個寫本輾轉歸爲敦煌縣博物館收藏，編號爲〞敦博 077 〞。
說來也是機緣。筆者有幸在 1986 年看到由周紹良先生提供給《中國佛教叢書·禪宗編》的一組敦煌禪籍的照片，經過考察認定即是任子宜當年發現的敦煌新寫本。此後我利用這些照片的複製件並參照中日兩國的有關的禪宗研究成果，對《六祖壇經》、神會語錄等文獻進行研究和校勘，這一成果之一是 1993 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敦煌新本·六祖壇經》，現在又由中華書局出版了《神會和尚禪話錄》。我爲能爲學術界提供新的禪宗研究參考資料而感到高興。
與《敦煌新本·六祖壇經》一樣，《神會和尚禪話錄》在編排上也分爲＜正編＞、＜附編＞、＜研究＞三大部分。＜正編＞除收錄任子宜發現的神會的＜壇語＞、＜南宗定是非論＞的校訂本之外，還收錄鈴木大拙當年校勘的《神會語錄》以及新敦煌本無而胡適校本有的部分，皆置於唐代原來的標題《南陽和尚問答雜徵義》之下，對所收舊刊本重加校正、標點和分段。＜附編＞收錄與神會有關的資料；＜研究＞收有筆者的長篇論文《神會及其禪法理論》。
現借此機會談三個問題，並糾正校勘及論文中的失誤之處。
一、關於嗣虢王李巨。＜附編＞中收錄的《大唐東都荷澤寺歿故第七祖國師大德于龍門寶應寺龍首腹建身塔銘並序》（見第 137 頁），是洛陽文物工作者于 1983 年新發現的珍貴資料， 1992 年《文物》第三期發表了其調查報告。原錄文中有曰：〞有廟堂李公嗣號王，再迎尊顔於龍門……〞筆者收錄時，在〞號〞字後加括弧注上：〞按，′號′當作′虢′〞；在〞王〞字後同樣加注：〞按，當即嗣虢王李巨〞。這是對的。在後面所附研究論文中也對李巨事迹作了簡單說明（見 163 頁）。現在又有了新的以資證明的出土資料。加拿大華裔學者冉雲華教授 1994 年發表《唐故招聖寺大德慧堅禪師碑考》（臺灣中華佛學研究所《中華佛學學報》第 7 期）對 1945 年出土的《慧堅碑》作了詳細的論證。慧堅是神會的弟子，後到洛陽，〞時嗣虢王巨，以宗室之重，保厘成周……乃奏請住聖善寺〞。這裏的〞嗣虢王巨〞正是前面提到的李巨。關於時間，冉雲華的論文有誤，筆者特寫《關於＜唐故招聖寺大德慧堅禪師碑＞的補充說明》（1995 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報》第 4 期）予以糾正。李巨是在肅宗乾元元年（758）四月至翌年二月擔任東京留守的。正是在這段時間內由他出面將神會的遺體從荊州迎回洛陽的，但由於史思明的再度叛唐攻陷洛陽（759 年），直到代宗永泰元年（765）才將神會遺骨正式入塔。
二、關於神會主持戒壇度僧尼之事。書第 187 頁說神會入洛陽主持置壇度僧應在至德二載（756）唐軍收復兩京之後。現在看來此說不夠全面。綜合有關史料推測，神會主持戒壇度僧是在收復洛陽之前的外地某個場所進行的。當時出來做這項工作的不僅神會一人，在五嶽、各個大的州府所在地也設戒壇請〞高行大德〞主持度僧尼、道士，賣度牒籌集軍費。而在收復兩京之後，朝廷又令〞關輔、諸州納錢度僧、道〞（《佛祖歷代通載》卷一三），可能神會又被請出來主持度僧。因爲神會具有很高聲望，成績突出，受到朝廷的嘉獎，〞詔入內供養〞（《宋高僧傳》卷八＜神會傳＞）。在當時形勢下，皇帝一直在長安，神會應詔入的應是西都長安的內宮而非洛陽皇宮。很可能神會從被放逐出洛陽以後，直到在荊州去世之前一直沒有回到洛陽。
三、唐玄宗何時頒佈禦注《金剛經》。書後論文中對神會宣傳誦持《金剛經》的功德的問題作了論述，指出這當受到當時風潮，特別是社會上層信仰的影響，其中提到唐玄宗在開元十七（西元 729 年；此誤，應爲十八）年也〞發心持經〞，並據《釋氏稽古略》卷三所引《大藏流行衆經目錄》說玄宗親注《金剛經》是在開元十九年（第 231 頁）。關於玄宗注《金剛經》的年代在史書中有不同記載，較多的史書記載或爲開元二十三年（735），或作開元二十四年。筆者現在考慮，以開元二十三年比較妥當。在北京房山石經中發現《唐玄宗注金剛經》孤本，吳夢麟《房山石經本＜唐玄宗注金剛經＞錄文－－附整理後記》（《世界宗教研究》 1982 年第 2 期）對全文作了整理標點並作了研究。據此注經後面的題記，玄宗在開元二十三年六月前已經把《金剛經》注釋完畢，而在此年九月於頒行天下，寫本入藏，宣付史館。論文據文字中提到的地名，認爲是玄宗住洛陽時注釋並向全國頒行禦注的。實證資料是可以憑信的。
在這裏順便糾正校勘文字中的一處失誤。＜正編＞中的《南陽和尚問答雜徵義》是取自倫敦本、石井本和巴黎本。石井本篇幅最長，是取自鈴木大拙的校本，並參照各本作了重校。它的後面是六代祖師的小傳。在慧可傳的最後（第 105 頁），原文是〞揚楞伽鄴都故事第十卷具說〞。筆者校作：〞揚楞伽鄴都故事，第十卷具說。〞由於把〞楞伽〞當作是《楞伽經》，致使整個句子標點錯誤。前些日子看柳田聖山的《初期禪宗史書的研究》（法藏館 1967 年出版）第四章第七節《＜歷代法寶記＞的構成》，對敦煌本《歷代法定記》卷首所列出的 37 種書目一一作了考察，所列最後一種就是〞楊楞伽鄴都故事〞。柳田說此書在《太平御覽》中有多處引用，或作《鄴都故事》或作《北齊鄴都故事》等。按照柳田文後注釋的線索，經查，在《太平御覽》卷二二五引用的書目中就有〞北齊楊楞伽鄴都故事〞。可見，前引原文有誤，〞揚〞乃〞楊〞之誤，〞楊楞伽〞是人名，〞鄴都故事〞是書名。全句應校爲：〞楊楞伽鄴都故事，第十卷具說。〞當然，之間也可不加標點。說來遺憾，筆者曾多次讀《歷代法寶記》，但卻對〞楊楞伽鄴都故事〞沒有留下印象，以至發生這樣的校誤。
從現在看，隨著學術界對中國傳統文化研究的升溫，對禪宗的研究也方興未艾。筆者相信，《神會和尚禪話錄》的出版發行，將爲從事禪宗和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研究的同志提供新的方便利用的資料。正像每次新書出版以後總會不斷發現新錯和不當之處一樣，本書肯定還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謹望讀者發現後及時指出，並不吝指正。
1997 年 2 月 14 日于北京南方莊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