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 談 巴 利 語
／ 賀勻
前言
台灣近年來，原始佛教、南傳佛教有逐漸受到重視的趨勢。一方面，北傳《阿含經》不再被視為小乘經典，而廣為流行。另一方面，南傳佛教禪修成就者（如泰國的佛使比丘、阿姜查，緬甸的馬哈西等高僧）的相關著作陸續被譯介出來。而以「四念處」為主的（內觀）禪修法門也受到廣泛而持續的注意。當然，在文化界最重要的大事，莫過於《漢譯南傳大藏經》的出版了。由於這種種因素的相互激盪，使得南傳佛教的聖典語「巴利語」，也逐漸受到重視。因此，以下我們就揀幾個要點來談談它。
什麼是「巴利語」？
巴利語（Pāli-Bhāsā）是記錄南傳佛教「三藏聖典」所用的語言。「南傳佛教」是指現在流行於斯里蘭卡（錫蘭）、緬甸、泰國、高棉、寮國等南亞國家的佛教。Pāli一詞，本來並不指「語言」，而是指南傳佛教的「聖典」（經律論三藏），是用來跟聖典的「注釋」（Aṭṭha-kathā）相對的。這種語言叫做「巴利語」，是十二世紀以後的事。此前，依上座部傳統，它一直稱為「摩揭陀語」（Māgadhī），或「根本語」（Mūla-Bhāsā）。後來由於南傳佛教各國間常進行文化交流，不同語系的各國比丘間，自然而然以這種記錄聖典的語言來溝通，於是就稱它作「聖典（Pāli）語」，即「巴利語」。
巴利語在印度語中的位置
從語言系統來看，巴利語是屬於印歐語系，印伊（印度伊朗）語族，中期印度亞利安語的一種方言。印度亞利安語由時間可區分為：古代（如吠陀語、古典梵語）、中期（紀元前六世紀~紀元後十一世紀頃）、與現代（十一世紀後）三期。其中巴利語所屬的「中期印度亞利安語」總稱Prākrit語。Prākrit語的意義，根據最通常的主張，是與Sanskrit（古典梵語）相對的語言。亦即古典梵語是根據「巴你尼（Pāṇini）文法」人為規定完成的人工語、雅語、標準語，而巴利語則是沒有人為成份的自然語、俗語、民眾語。二者同樣淵源於古代印度的吠陀語及其他日常用語，因此有著非常親近的近親關係。
巴利語的起源
巴利語在印度本土早已消失，它的語音系統與現存印度的任何一種語言都不一樣。關於它的起源，從十九世紀起，東西方學者就提出了種種不同的說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以下二說：
一、摩揭陀語說：依照上座部的傳統，認為巴利語就是佛陀用以說法的古摩揭陀語。因為世尊一生遊行布教的足跡，多半在摩揭陀國（Magadha，約當現今印度的比哈爾省Bihar）一帶，而他的弟子也大多是東部人。因此他所用的語言，極可能就是東部方言摩揭陀語。
再則，佛般涅槃後不久（B.C. 486），大迦葉尊者召開的經典編輯會議「第一結集」，便是在摩揭陀國首都王舍城（Rājagaha）郊舉行的。佛滅一百一十年頃（B.C. 370）「第二結集」的所在地毘舍離（Vesālī），也在摩揭陀國北部不遠。阿育王時代（Asoka,
B.C. 269~231）舉行的「第三結集」，地點在首都華氏城（Pāṭali-putta,即今印度比哈爾省首都巴特那(Patna），還是在古摩揭陀國王舍城北部附近，當時通行的行政語言便是摩揭陀語（或半摩揭陀語）。
第三結集在佛教史上有一件重要大事，那就是阿育王採納了當時會議召集人帝沙目犍連子長老（Tissa
Moggaliputta）的建議，組成了一個弘法使節團，四出宣揚佛教。其中，阿育王的兒子摩哂陀長老（Mahinda）等一行七人，前往楞迦島（Lanka,即錫蘭）弘法，同時還攜去了這次結集的三藏聖典。因此，上座部相信，傳持聖典的巴利語就是摩揭陀語，也就是佛陀說法以及歷來結集三藏的用語，而巴利語三藏自然就是佛教一脈相承的正統經典。
二、西部印度語說：由於巴利語與摩揭陀語，在語言本身的特質上，存在若干明顯的差異。因此，也有不少學者主張，巴利語應是源於「西部印度語」。其主要理由是：印度地方現存的三十多件阿育王法敕文中，屬於西部群的基爾納爾（Gīrnār）刻文，最接近巴利語。巴利佛教所屬的上座部，其根據地即是西部印度優禪尼（Ujjenī）為主的地方，且其附近地區發現的刻文也與巴利語相近。並且，把上座部佛教傳入錫蘭的摩哂陀長老，據說生於優禪尼，並在這裡出家。這樣，認為他以西部印度語為母語，將上座部經典傳入錫蘭，也是十分合理的推論。
巴利藏的寫定與流傳
佛陀時代並沒有書寫的經典，教法是靠師弟間口傳心受的辦法保存流傳的。這種口誦傳承的方式，是古代印度社會普遍的習慣，婆羅門教的聖典《吠陀》、《奧義書》便是如此。那麼，這口耳相傳的巴利聖典，直到什麼時候才用文字記錄下來呢？確實的時間，目前並不清楚。但是，一般有兩個說法：
第一個說法是，在阿育王派遣摩哂陀長老到錫蘭弘法的時候，同時帶去了第三次結集的三藏。這樣，很可能當時就有文字記錄的典籍。而書寫經典的文字，可能就是阿育王時代通行的「婆羅米文」或「驢唇體」字母。而在錫蘭也發現到紀元前二世紀左右「古僧伽羅字母」的山洞石刻，字母形體與驢唇體頗為相近。這樣，巴利三藏寫定的年代，也許可以算做紀元前三世紀中葉以後，即第三結集之後，地點在印度本土。
另一個說法是，巴利三藏寫定的工作，是在錫蘭島婆吒伽摩尼王（Vaṭṭa-gāmaṇī, B.C.43~17）時代的第四次結集才完成的。這次結集以勒棄多長老（Rakkhita
Thera）為首，召集大寺派（Mahāvihāra）長老五百人，於紀元前二六年前後，在錫蘭中部瑪達雷（Mātale）的灰寺（Alu-vihāra）誦出上座部的三藏及注疏，並決定把經典用「僧伽羅字母」（錫蘭文）音譯，寫在貝葉保存。
這次（第四）結集，為什麼決定把三藏寫定下來呢？據說，當時錫蘭島上的佛教有「大寺」（Mahāvihāra）及「無畏山寺」（Abhayagirivihāra）二派，保守而嚴持戒律的大寺派，與前進開放的無畏山寺派意見不和，紛爭迭起。大寺的比丘唯恐其眼中的異端無畏山寺派歪曲教法，因此才決意書寫，以永存正法。
從三藏的流傳來看，這次結集包含兩項重要事件：一、它是「整部三藏文字化」的開始。（之前，第三結集記錄的經典，可能只是三藏中的重要部份，其餘內容依然以口誦流傳）二、這種文字記錄是以當地字母（錫蘭文）「音譯」的方式來保存的。從此以後，用自己國家的文字字母音譯保存巴利聖典，就成了上座部佛教通行的不成文制度。所以後來緬甸（用緬文）、泰國（用泰文）、高棉（用柬埔寨文）、印度（用天城體），還有中國雲南傣族地區（用傣文），乃至近代國際通行的「羅馬拼音」，都是沿用這個辦法。
巴利語的發展階段
巴利語從發生到現在兩千多年間，事實上也歷經了幾個發展變遷的階段：第一階段是，聖典「古偈頌」中的巴利語，約至紀元前三世紀止。這些偈頌保留了許多與吠陀語共通的語形，由於音韻或省略的關係，許多地方艱澀難懂。第二階段是，聖典「散文」中的巴利語，約至紀元前一百年為止。此階段內容合於文法，文章舒暢自然，優美而深刻，可謂極其難得的珍品！第三階段包括聖典的注釋書、教理綱要書、史書等，以五、六世紀為中心，前後數百年間。此階段文章也相當簡練暢達。第四階段為後世各種文獻的巴利語，約從十世紀到現在。此一階段的巴利語以錫蘭為中心，而後發展於緬甸、泰國等地。由於時代、地域與早期巴利語已有隔閡，再加上梵文化的影響，文章顯得造作彆扭，極不自然。
另外，巴利語從十二、三世紀起，也一直是南方各國僧侶間溝通佛法的「交談用語」。因此，隨著時代的變遷，也新造了許多現代生活中的語彙，如ākāsa-yāna（飛機）、ayo-yāna（火車）等。總之，巴利語正如許多語言一樣，一直不斷在使用，也一直不斷在變遷發展中。這不正是佛法所謂的「諸行無常，諸法無我」嗎？
巴利三藏
在所有現存的印度語佛經中，巴利三藏是時間最早，數量最多，而內容也最完整的一套。以下略舉其要：一、律藏：包括「經分別」（Sutta-vibhaṅga）、「犍度」（Khandhaka）、「附隨」（Parivāra）三部分。二、經藏：包括五部（尼柯耶，Nikāya）：(1)長部（Dīgha- nikāya），相當於北傳《長阿含》。(2)中部（Majjhima- nikāya ），相當於北傳《中阿含》。(3)相應部（Saṁyutta-nikāya ），相當於北傳《雜阿含》。(4)增支部（Aṅgu- ttara-nikāya ），相當於北傳《增一阿含》。(5)小部（Khuddaka-
nikāya），包括《法句經》（Dhammapada）、《本生經》（Jātaka）、《無礙解道經》（Paṭisambhidā-magga）等共十五部經典。三、論藏：有《法集論》（Dhamma-saṅgaṇi）等七部。
此外，還有藏外典籍，包括覺音（Buddhaghosa）、覺授（Buddhadatta）等人的三藏注釋（Aṭṭha-kathā），及後世對注釋的解疏（Ṭīkā），還有教理綱要書如《攝阿毘達摩義論》（Abhidha-mmattha-saṅgaha），史書如《島史》（Dīpa-vaṁsa）、《大史》（Mahā- vaṁsa），以及其他著名的典籍如《彌蘭陀王問經》（Milinda-pañha）、《清淨道論》（Visuddhi- magga）等。
巴利三藏除貝葉版、紙張版外，目前還有二套含「全文檢索」功能的（羅馬化字體）電腦「光碟版」。一是泰國Mahidol大學出版的暹邏版，另一套是泰國法身寺出版的「巴利聖典協會」（英國P.T.S.）版。另外，巴利藏除南傳各國語譯本外，還有英、日、德、漢及部份法、義等各國譯本。其中台灣元亨寺出版的《漢譯南傳大藏經》，總七十冊，目前已出版至第五十六冊論藏的《發趣論》。這個譯本是由日譯版《南傳大藏經》轉譯過來的。由於「日譯」本身並非精本，又經第二手轉譯，可靠度略嫌不足（語意含糊及翻譯錯誤的地方不少）。儘管如此，它的出版實有著重要的意義！終於彌補了這一頁漢譯史上的缺憾，讓使用中文的學者得以初步了解《巴利藏》的大體內容。當然，如果因此方便，能夠激起另一波真正深入原典的研究，乃至直接本於原典的譯注，則其意義就更大了！在台灣這樣虛華、急利的宗教生態下，能夠投注如此龐大心力、資源，從事艱鉅的「基礎文化工程」（譯經事業），這真令人歡喜讚嘆！
佛陀對語言的態度
無論對教法的傳播者或學習者來說，「語言」都是重要的。——它是成就「聞慧、思慧」的基本憑藉。那麼，佛陀對「語言」究竟抱持怎樣的態度呢？關於這點，巴利語《律藏》「小品」（Culla-vagga,Vin.II.p139）有個著名的故事，大意是：「有二位比丘，是兄弟倆，出身婆羅門，音聲優美，擅於言詞。他們一起到世尊那兒，向世尊說：『尊師！現在的比丘，種種名、種種姓、種種種姓、種種家族，都來出家。他們使用各自的方言俗語，汙損了佛陀的教言。尊師！請讓我們用雅語（Chandaso指梵語、吠陀語）表達佛說吧！』佛世尊訶責他們說：『無知的人啊！怎麼可以這樣說呢？這樣並不能引導不信佛的人信佛……』接著又做了簡短的開示，並向所有比丘說：『比丘們！不許用雅語表達佛說！違者得突吉羅（dukkaṭa,即犯輕過）。比丘們！我應允你們，用自己的方言（Sakāya niruttiyā）來學習佛所說的道理。』」
從這段記錄可以清楚看出，佛陀是個「講求實際效益而反對權威迷信」的平民教育家。他不認為語言有高下貴賤之別，怎樣能讓學習者「容易聞思教法」才是最關鍵要緊的！畢竟，覺悟與解脫是來自對教法的「正確理解」與「精勤實踐」，而無關乎「語言音聲」的是否「尊貴優美」。因此，佛陀反對採用上層婆羅門階級的雅語，他說：「吾佛法中不與美言（Saṁskṛta雅語、梵語）為是，但使義理不失，是吾意也。隨諸眾生應與何音而得受悟，應為說之。」（大正藏24冊822頁上欄）這便是佛陀平等、務實、開放的語言態度。
這個故事，也是極富啟發性的：一則，在這種務實的態度下，隨著佛法的輾轉流布，經典自然以不同地區的不同語言翻譯記錄了下來。這些「翻譯的典籍」（如漢譯、藏譯等）保留了各時期各地區流行的教法內容，是十分珍貴的資料！因此，我們對它與對「印度語（如巴利語、梵語）記錄的典籍」應當「平等重視」才是。其次，若要實現世尊「隨諸眾生應與何音而得受悟，應為說之」的悲願，則教界應當嚴肅面對「如何培養訓練各種語文翻譯人才」的重要課題！再則，學習「經典語言」不過是增進教法理解的可能途徑之一。我們切勿「偏信」（迷信）它，以為：「懂得它才能（或就能）懂得佛法」。尤其，對大多數沒有充裕時間研究語言的修學者而言，如果能把更多的時間、心力投注在「自己熟悉的語言記錄的經典、書籍」上，反而可以獲得更大的「聞思效益」。最後，如果我們學習這些語言的目的，是希求透過它（標準的語音），「持誦咒語」以得「感應」的話，那就去佛教誡太遠了！
結語
巴利語與巴利聖典流傳至今，已經兩千多年了。它的存在，表達了佛弟子精誠為法的堅毅心行，這是值得深深尊重的！當然，它所傳持的教法，既不必是－－如北傳、藏傳所卑視的－－「小乘佛教」；也不必是－－如南傳自己所尊仰的－－「嫡傳、正統的佛教」。回歸事實，他不過是全體佛教諸多傳承中「謹守早期佛教樸實深刻教風」的一系罷了！然而，由於它是印度語，並且是較接近佛陀時代用語的一種，加上其教法內容「素樸純淨」的特色；因此，拿它來與其他傳承、或後期發展、或又經翻譯的經典對比，自然可以從「語言文獻」乃至「教法內容」的比較研究中，相互發明，更加切當的把握佛法的根本正義。畢竟，現代的佛法研究，不是宗派主義的，而該當積極吸收各部派傳承中深刻精華的特質，並且勇於捨去不契正理的異方便，使佛法歷久彌新、行健不息！這樣，才是研究巴利語與巴利佛教的積極意義！
(本文刊於《法光雜誌》第九十二期，八十六年五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