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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於:2002,〈竹溪寺創建年代的再商榷〉,《臺灣文獻》,53.2:99-112。

 

竹溪寺創建年代的再商榷

楊惠南

 

摘要

竹溪寺的創建年代古來即有爭議。盧嘉興依據毛一波、盛成等人有關開台文人沈光文的研究成果,判定竹溪寺乃台灣第一座佛寺。盧嘉興的說法廣受學界和佛教界採用,幾已成為定論。然而,毛一波和盛成的研究,建立在沈光文的來台年代,及其詩作──州守新構僧舍於南溪,人多往遊,余未及也〉的創作地點和年代之上。本文在檢驗盧、毛、盛等三位學者的研究論據之後發現,不管是沈光文來台年代,或其詩作的創作地點和年代,乃至沈光文「逃禪」(出家)的地點、竹溪寺一名的來源等等看似已成定論的說法,都有重新檢討的必要。而竹溪寺是否真為台灣第一座佛寺,也因而成了值得懷疑的問題。

 

關鍵詞竹溪寺  沈光文  超峰寺  小西天寺  竹溪  普陀幻住菴 法華寺  彌陀寺

 

 

一、引言

竹溪寺的創建年代,一直是爭議的問題。最早的台灣《府志》、《縣志》,都沒有記錄創建因緣和年代。[1]但在《清一統志臺灣府》當中,說到「本朝(清朝)康熙二十二年建[2]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所出版的《臺灣名勝舊蹟誌》,也說:「竹溪寺,係清康熙二十三年起至二十八年間,臺灣府知府蔣毓英所建。」另外,連雅堂《臺灣通史(卷22).宗教志》,則說:「康熙三十年建。[3]

以上這些記錄,儘管出入極大,但都以為竹溪寺建於清朝康熙年間。然而,瞿海源在《重修臺灣省通志.住民志.宗教篇》,則有完全不同的說法:

竹溪寺,永曆十八年鄭經棄金、廈回臺,改東都為東寧,升天興、萬年二縣為二州,裁承天府。是時經知州倡建梵宮於南溪旁,顏曰「小西天」。此有沈光文詩為證,後因南溪改名竹溪,寺名亦隨之改竹溪寺。[4]

瞿海源的說法,乃依據盧嘉興《竹溪禪寺沿革志》,自然和盧嘉興的另一篇研究論文-〈臺灣的第一座寺院-竹溪寺〉,不謀而合。[5]盧嘉興的研究,廣泛為台灣佛教研究的學者所引用。例如:朱其麟《臺灣佛教名剎(後部).台南市古剎竹溪寺》,即有完全同於盧嘉興的看法。[6]其次,闞正宗《臺灣佛教一百年.高雄大崗山派(六).大崗山與沈光文(一)》,也完全採納盧文的結論。[7]而江燦騰《殖民統治與宗教同化的困境:日據時期臺灣新佛教運動的頓挫與轉型》,則批判地引用了盧文的觀點。[8]江文相關部分,還曾以〈高雄大崗山超峰寺派的源流和發展〉這一篇名,為釋開證主編的《大崗山法脈傳承史》所收錄。[9]足見盧嘉興的說法,有被台灣佛教界和學術界當做定說的傾向。因此有必要對盧嘉興的研究,做進一步的探討。

二、盧嘉興的主要論據

盧嘉興首先將龍湖巖、竹溪寺和彌陀寺,判定為三座最早創建的台灣佛寺。[10]緊接著,盧嘉興又判定龍湖巖創建於永曆28年(康熙13年,1674年)。他的理由是:在此之前,龍湖巖的創建人-陳永華,「來臺初期輔佐籌劃,國事忙碌,無法顧及(創建佛寺之事)」。因此,將龍湖巖排除在最早創建的台灣佛寺之外[11];最早創建的台灣佛寺,只剩下竹溪和彌陀二寺。

其中,彌陀寺曾被視為比竹溪寺還要早創建;連雅堂《臺灣通史》即說:「東寧初建,制度漸完,延平郡王經,以承天之內,尚無叢林,乃建彌陀寺於東安坊,延僧主之。[12]從「承天之內,尚無叢林,乃建彌陀寺」一語,可以說明連雅堂以為彌陀寺是台灣第一座佛寺。

為了證明連雅堂的說法有誤,盧嘉興開始展開他冗長而縝密的論證。現將他的論證,分成下面幾個重點敘述,並提出筆者的一些質疑:

(一)沈光文〈(與州官)酬唱詩〉的創作年代問題

明末遺民-沈光文(1612-1688),曾作有下面這首題為州守新構僧舍於南溪,人多往遊,余未及也(下文簡稱〈酬唱詩〉)的詩作:

沿溪傍水便開山,我亦聞之擬往還。一日無僧渾不可,十年作客幾能閒?
書成短偈堪留寺,說到真虛欲點頭。正有許多為政處,僅將心思付禪關。
[13]

盧嘉興以為,沈光文這首〈酬唱詩〉,作於永曆19年(康熙4年,1665年)以前。他的理由有三:

(1) 永曆17年(1663年),沈光文作《臺灣賦》,賦中有「鄭錦(鄭經乳名)僭王」句[14],得罪鄭經,幾罹不測,因而變服入山為僧。並作有〈普陀幻住庵〉詩作一首。盧嘉興還引了毛一波〈試論沈光文之詩〉一文[15],證明普陀幻住庵即大崗山(舊)超峰寺。[16]〈普陀幻住庵〉的詩作如下:

磬聲飃出半林聞,中有茅菴隱白雲;幾樹秋聲虛檻度,數竿清影碧窗分。聞僧煮茗能留客,野鳥吟松獨遠群;此日已收塵世隔,逃禪學誦經文。[17]

而毛一波的論文則說:

按光文初從魯王,授太常博士,主宗廟禮儀及教授,實際不離王之左右。而魯王入海,光文理應隨之;雖次舟山,當無「逃禪」之理。過去臺南文化人士,均主此為光文逃避鄭經,而變服到所謂羅漢門中時作。所謂普陀幻住菴,即今岡山之超峰寺也。如以詩繫年,此作死與魯王時代之普陀無關。[18]

(2) 沈光文在永曆19年(1665年)「逃禪(入山為僧)之後,一直到永曆37年(1683年)逝世為止,都不曾還俗。

(3) 〈酬唱詩〉末句-「(正有許多為政處,)僅將心思付禪關」,證明這首〈酬唱詩〉作於「逃禪」前,亦即永曆19年前。

在這三點當中,(3)才是盧嘉興論證的重點,它由(1)(2)推論而得。(1)(2)旨在說明沈光文出家是在永曆19(1665);而(3),則是斷定沈光文的酬唱詩,作於出家之前,亦即永曆19年之前。

問題是:僅從〈酬唱詩〉末句-「(正有許多為政處,)僅將心思付禪關」,就遽然推論到這首〈酬唱詩〉作於沈光文「逃禪(永曆19年)之前,證據顯得極為薄弱。沈光文作此〈酬唱詩〉時的心情,固然有:「未來將」不再關心政事,「未來將」一心皈向於佛的「傾向」;但也可以理解為:「早已」不再關心政事,「早已」一心皈向於佛(入山為僧)的「事實」。因此,非要把這首〈酬唱詩〉的末(兩)句,理解為未來的傾向(未出家前),而不能理解為既成的事實(已入山為僧),顯然只是盧嘉興的猜測之詞。

其次,像(1)那樣,把〈普陀幻住菴〉一詩,視為沈光文逃入大崗山(羅漢門)出家之後的詩作,又把普陀幻住菴當成是後來的大崗山(舊)超峰寺,也是沒有根據的說法。

首先,盧文是依據毛一波的論文而做出這種結論;但毛文的理由只是:沈光文隨魯王旅次舟山時,官拜太常博士,主持宗廟禮儀及教授,不離魯王左右,正是政途當紅之時,當無『逃禪』之理」。這種說法,仍然只是猜測之詞,不能做為真正的證據。換個角度來看,當紅的政途,在燈紅酒綠、冠蓋雲集的奢華生活當中,往往也是引發「逃禪」的因緣。

其次,沈光文的〈普陀幻住菴〉,是否作於永曆19年入山為僧之後?普陀幻住菴是否即為後來的大崗山舊超峰寺?這都是疑點重重的問題。劉登翰、莊明萱、黃重添、林承璜合著的《明鄭時期的台灣文學》,第一編、第二章、第二節,即說:「(指沈光文)隨魯王朱以海退守浙江…後兵敗隱居普陀山,過與世隔絕的『逃禪』、『誦經』生活。[19]而廖雪蘭(一瑾)《台灣詩史》,也說:「隆武元年,光文追隨魯王,其後魯王入海,光文逃至普陀山,有〈普陀幻住菴〉詩…[20]另外,陳漢光在註釋〈普陀幻住菴〉一詩時,也有底下的說明:

普陀,係指浙江普陀山而言;故此詩之成,應在隆武元年(原註:順治二年乙酉公元一六四五年)魯王「畫江(原註:畫錢塘江而守)之役」後。其時魯王入海,光文可能逃到普陀山。[21]

陳漢光顯然也是認為:〈普陀幻住菴〉作於隆武元年(順治2年,1645年),地點則是浙江的普陀山幻住菴;而不是盧嘉興或毛一波所說的:作於永曆19年(康熙4年,1665年),地點是大崗山超峰寺。

事實上,浙江普陀山確實有一座名叫幻住菴的禪寺,它是元朝禪門臨濟宗楊岐派傳人-中峰明本禪師(1263-1323)所創建。明本禪師,還撰   幻住菴清規一卷,刊行於世。[22]如此,〈普陀幻住菴〉一詩作於浙江普陀山上的幻住菴,時間為隆武元年左右,顯然更加可靠了。

另外,許多史料固然都說到沈光文在得罪鄭經之後,逃入羅漢門山中,出家為僧。例如,全祖望《鮚埼亭集(卷27).沈太僕傳》,即說:

已而成功卒,子經嗣,頗有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軍亦日削。公作賦有諷,乃為愛憎所白,幾至不測。公變服為浮屠,逃入臺之北鄙,結茅於羅漢門山中以居。…山旁有目(原註:按原文作曰)加溜灣者,番社也。[23]

然而,這些史料所提到的羅漢門,固然可以像毛一波、盧嘉興等人所說的那樣,是指現今高雄縣阿蓮鄉的大崗山;但也可以泛指現今包括新化、內門、阿蓮、阿公店、烏山頭、虎頭埤、岡山、旗山、美濃、六堆、萬巒、鳳山、屏東等廣大地區[24],或是現今高雄縣內門鄉、旗山鎮一帶。[25]另外,從「山旁有目加溜灣番社」看來,沈光文變服為僧的地方不是大崗山舊超峰寺,則更為明顯。[26]目加溜灣即今台南縣善化鎮,離大崗山實有一長段距離。因此,在沒有任何文證的情形下,一定要把沈光文入山為僧的地方,說成現今的大崗山超峰寺,顯然並不妥當。

總之,把普陀幻住菴等同於後來的大崗山超峰寺,是沒有根據的揣測;把〈普陀幻住菴〉認定作於永曆19年之前,更是草率的推論;再加上「(正有許多為政處,)僅將心思付禪關」這一詩句,實在無法證明沈光文的這首〈酬唱詩〉,作於「逃禪」之前。因此,竹溪寺創建於永曆19年前的說法,也就值得商榷了。

(二)盛成〈沈光文研究〉中的若干問題

盧嘉興的文章,還引了一長段有關盛成的研究成果-〈沈光文研究〉,來證明竹溪寺是台灣最早創建的佛寺。盛文的主要論點有三:

(1) 沈光文〈酬唱詩〉中有「十年作客幾能閒」句。(詳前)沈氏永曆6年(順治9年,1652年)來台,至永曆15年(順治18年,1662年),正好十年。因此,這首〈酬唱詩〉作於永曆15年(1662年);竹溪寺也創建於此時。

(2) 盛文引《府志》說:竹溪寺相傳為鄭省英所創建。[27]鄭省英於永曆15年12月(1662年2月),繼楊朝棟之後,擔任承天府尹。承天府中所設立的天興、萬年二州,分別由莊烈文和祝敬二人擔任州守,時間是永曆15年(1661年)5月。其中,天興州位於承天府北,萬年州則位於承天府南。

(3) 沈光文〈酬唱詩〉中的「南溪」,位於承天府南萬年州中,後來才改名竹溪。位於溪畔的新搆佛寺,也因而改名竹溪寺。

(4) 永曆15年12月(1662年1月),萬年州守祝敬,與楊朝棟剋扣軍糧,為鄭成功所殺。沈光文風聞祝、楊將被殺,因而有「人多往遊,余未及也」之句。且「詩中多規勉之處」。

盛成的研究具有極大的說服力,特別是(1)中沈光文的詩句-「十年作客幾能閒」,與永曆15年的年代吻合。但仍有幾個盲點:

首先,沈詩中的「十年」,不必一定恰為十年,九年、十一、二年都有可能。

其次,沈光文來台的時間,向來就有多種不同的說法[28](1)連雅堂,《臺灣通史》,說是永曆3年(順治6年,1649年);這是沈光文入台年代最早的說法。[29](2)有些學者[30]依全祖望《鮚埼亭集(卷27).沈太僕傳》、黃叔璥《臺海使槎錄(卷4).赤嵌筆談(4).沈光文傳》、周鍾瑄《諸羅縣志(卷9).沈光文傳》、蔣毓英《臺灣府志(卷9).人物.縉紳流寓.沈光文列傳》等古文獻的記載,以為沈光文來台的時間是永曆5年(順治8年,1651年)。(3)盛成、楊雲萍等學者,則依照他們的推算,以為沈光文來台的年代為永曆6年(順治9年,1952年)。[31](4)臺南縣文獻委員會則記載:沈光文入臺的年代為永曆14年(順治17年,1660年)。[32](5)最晚入臺的說法則是永歷16年(康熙元年,1662年)[33];這一說法的依據則是沈光文所自撰的〈東吟社序〉[34]

在這五種沈光文入臺時期的說法當中,永曆3年和永曆14年的兩種說法,是新近的說法,採信者也因而較少。永曆5年說,儘管有學者採信,但盛成郤以為這是沈光文住金門的時間,而非入台時間。而建立在〈東吟社序〉上的永曆16年說,盛成以為:〈東吟社序〉有許多後人[35]刪改之處,包括和沈光文來台時間有關的關鍵性文句。[36]盛成引〈乾隆論旨〉──「明季諸人書集,詞意抵觸本朝者,自當在銷毀之列。…若劉宗周、黃道周…以上諸人所言…惟當改易違礙字句等句,然後下結論說:「〈東吟社序〉之『酌改』,或『略為節潤』,自屬無疑。[37]在一一否定了各種說法之後,盛成的最後結論是:沈光文來台時間為永曆6年。[38]

盛成的結論受到學界極為廣泛的採信,大部分學者都援引盛成的永曆6年說。然而,這畢竟是有爭議的結論:方豪,〈荷據時代的寓賢沈光文〉,對盛成和楊雲萍的永曆6年說,即持保留、懷疑的態度[39]。毛一波,〈試論沈光文之詩〉,在討論沈光文十一首題為〈隩草〉的詩作時,雖判斷這十一首詩作可能作於金門[40],但也曾以不確定的口吻說:「不過,(沈光文)自註作於戊戌,時為永曆十二年,如當時尚未入臺,則他真的就是壬寅(原註:永曆十六年)才入臺的了。[41]而石萬壽〈沈光文事蹟新探〉,在比對了各種早期的史料,以及他所影印而得的《斗南沈氏族譜》的新史料之後,肯定沈光文入台的年代為永曆5年,而非盛成所說的永曆6年。同樣地,朱馥生〈臺灣文獻鼻祖沈光文出生、入臺年月考〉,也檢討了五種沈光文入台年月的不同說法(包括盛成的永曆6年說),然後下結論說:沈光文入臺年月為永曆5年仲冬。這些不同的研究成果,再再告訴我們:沈光文入台年代,至今仍是疑雲重重。

因此,在沒有確定沈光文來台的確切時間之前,沈光文〈酬唱詩〉──十年作客幾能閒」一句當中的「十年」,是否真像盛成所說的那樣,恰為永曆5-15年,實有進一步商榷的餘地。

其次,「州守新搆僧舍於南溪」,盛文理解為鄭省英新搆竹溪寺於竹溪。[42]問題是,依盛文的研究,鄭省英當時任承天府尹,天興、萬年二州的州守另有其人。這顯然和「州守新搆僧舍」一句中的州守」二字不合。其次,竹溪寺在承天府南,屬萬年州管轄。萬年州守於永曆15年5月上任,同年12月6日犯案被殺。短短五、六個月內,從構思、規劃,到動土、完工,顯然有違常理。另外,南溪是否就是竹溪?何時改名竹溪?為何改名竹溪?盛文僅從竹溪位於承天府南來論證,並未深入探討這一連串問題的答案,證據和論證過程都顯得極為薄弱。

至於從「人多往遊,余未及也」兩句,推論到沈光文早已耳聞祝、楊二人將被鄭成功殺害,因而迴避不去,以免無緣無故被牽連進去,則只是盛文的猜測之詞。而「詩中多規勉之處」,也只是仁智之見而已。

(三)竹溪寺原名小西天寺的問題

盧嘉興以為,竹溪寺原名小西天寺。由於南溪「於鄭氏降清以前已為騷客稱做竹溪」,因此,寺名也隨之改名為竹溪寺。為了證明這一說法的正確性,盧文引了鳳山縣第五任知縣──宋永清、范九池(即《重修臺灣府志》的編纂者--范咸)、第二任臺灣府同知──齊體物等人所吟與小西天寺有關的詩作,來證明竹溪寺的原名是小西天寺。[43]盧文又引陳文達《臺灣縣志》、范咸《重修臺灣府志》等志書,來證明竹溪寺確實有一名為小西天寺的山門。

然而,盧文所引詩證和文獻,都必須重新檢討。首先,陳纂《縣志》和范纂《府志》,雖然都說到竹溪寺有一顏為小西天寺的山門;但寺院中設有顏為小西天寺山門的佛寺,不只竹溪寺。下面這首謝金鑾〔嘉慶12年(1807年)修《續修台灣縣志》〕所作〈臺灣竹枝詞〉,在其原註當中,即說到法華寺「額曰小西天寺」:

南郊東轉路丫叉,鈄日緣成到法華;暫得托身無上地,小西天外見曇花。(原註:法華寺額曰「小西天寺」。)[44]

另外,彌陀寺至今仍保有一塊古匾,上面也刻有「小西天」三字。[45]事實上,在佛門中,佛寺的山門往往和寺名不同。因此,顏有「小西天寺」並不必然即是竹溪寺。

也正因為小西天寺不必然是竹溪寺,盧文所引三首和小西天寺有關的詩作[46],也因而未必是描寫竹溪寺的作品。特別是范九池的詩作,首句「西天小寺禮彌陀(原註:府治有小西天寺)」,明白說到府治裏的小西天寺供奉的是阿彌陀佛。但竹溪寺實際上供奉的是釋迦牟尼佛。[47]這首詩作,很有可能描寫保有「小西天」古匾的彌陀寺。

另外,盧嘉興一再論證竹溪寺原名小西天寺,後來因為南溪改名竹溪,因而寺名也隨著改名竹溪寺。盧文還說,南溪改名早在明鄭時期:「鄭氏降清以前已為騷客稱做竹溪」。然而,盧嘉興郤引蔣允焄[48]〈新濬永康里南湖碑記〉,說:竹溪在乾隆年間稱做蓬溪。又引《臺灣釆訪冊》「溪仔墘溪…過竹溪寺邊…注於臺台江[49],然後說:道光年間(1821-1850年),竹溪叫做溪仔墘溪。又因流經鹽埕村落,而俗稱鹽埕溪,現在則稱日新溪。盧嘉興雖然詳細考證「竹溪」的沿革,郤不曾說明蓬溪或溪仔墘溪就是南溪,南溪就是竹溪。在沒有任何文獻證明的情形下,遽然斷言沈光文詩作中的南溪就是竹溪,就是蓬溪、溪仔墘溪或今日的日新溪,顯然太過草率。

即使南溪就是蓬溪、溪仔墘溪或竹溪,也無法證明沈光文酬唱詩中的州守新搆僧舍於南溪的僧舍,就是竹溪寺;因為,寺院當中有小西天寺」山門,而又位於承天府南,靠近南溪或蓬溪的,除了竹溪寺之外,還有法華寺。乾隆28年(1763年)任臺灣府知府的蔣允焄,在他所撰寫的〈新濬永康里南湖碑記〉當中,即說:「城南法華寺前十數武,有地沮洳,廣可數畝。左受蓬溪,接內山之流;右出大南門,逕新昌里,蜿蜒入海。[50]足見沈光文所說的州守在南溪所新搆的僧舍,也有可能是法華寺。再加上法華寺、彌陀寺也有「小西天(寺)」的山門和古匾,更增加了這種可能性。

高拱乾《臺灣府志》,在撰寫夢蝶園主──李茂春時,曾有「搆一禪亭,名曰夢蝶處…尋卒,因葬於臺」的句子。(詳前文。)「」字有迅速、隨即的意思。李茂春死後,夢蝶園雖有「僧人鳩眾易以瓦…改名法華寺」的記載[51],但在李茂春「尋卒」之後,為了方便做為佛寺,州守和僧人合作,在夢蝶園中增搆新的僧舍,也未嘗沒有可能。

三、結語

基於以上三點理由,盧嘉興(以及毛一波、盛成)所謂「竹溪寺是台灣第一座佛寺」的研究結論,未必能夠成立。連帶著,沈光文入山為僧的地方,也未必是現今大崗山舊超峰寺。而沈氏詩作〈普陀幻住菴〉中所說的普陀幻住菴,則肯定不是大崗山舊超峰寺,而是浙江普陀山的幻住菴;該詩亦非作於永曆19年(1665年),而是隆武元年(1645年)。至於小西天寺只是竹溪寺山門的名字,並非竹溪寺專有。同時,也沒有任何文獻可以證明:南溪就是竹溪。

*本文乃作者所申請之國家科學發展委員會整合型計劃-「臺灣佛教的歷史與思想—明鄭至日據時期(以上總計劃名稱)明鄭時期的『名士佛教』與『三教同源』思想之研究(子計劃名稱)」成果報告的一部分。在此謹向國家科學發展委員會致謝。

參考書目

一、原始文獻:

1.《清一統志臺灣府》,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2.王必昌《重修縣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3.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4.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5.范咸《重修臺灣府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6.高拱乾《臺灣府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7.陳文達《臺灣縣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8.連雅堂《臺灣通史》。

9.蔣允焄〈新濬永康里南湖碑記〉,收錄於: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卷7)•藝文(2)•記賦•記》,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10.蔣毓英《臺灣府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11.劉壁良《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12.鄧傳安《蠡測彙鈔》,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3.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14.瞿海源《重修臺灣省通志(第1冊.卷3).住民志.宗教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

二、專書:

1.     朱其麟主編《臺灣佛教名剎》,台北縣:華宇出版社,1988。

2.     江燦騰《殖民統治與宗教同化的困境:日據時期臺灣新佛教運動的頓挫與轉型》,台北: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0。

3.     江燦騰《日據時期臺灣佛教文化發展史》,台北:南天書局,2001。

4.     依伊能嘉矩《臺灣舊地名辭書》,東京:富山房,明治42。

5.     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台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高雄:春暉出版社,2000。

6.     陳漢光《臺灣詩錄》,台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4(再版)。

7.     廖雪蘭(一瑾)《台灣詩史》,台北:武陵出版社,1989。

8.     闞正宗《臺灣佛教一百年》,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9年。

9.     釋開證主編《大崗山法脈傳承史》,高雄:宏法寺,2000。

10. 龔顯宗主編《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彙編》,台南:台南縣立文化中心,1998。

三、期刊及專書論文:

1.     毛一波〈試論沈光文之詩〉;原刊於:《臺灣文獻》9卷3期,1958年9月;另收錄於:龔顯宗《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彙編》,頁180-188。

2.     方豪〈荷據時代的寓賢沈光文〉;原收錄於:《臺灣早期史綱》,台北:文學書局,1994,頁190-194;另收錄於:龔顯宗《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彙編》,頁176-180。

3.     石萬壽〈沈光文事蹟新探〉;刊於:《臺灣風物》43卷2期,1993年6月,頁15-36。

4.     吳進喜〈羅漢門地區的開發與中心移轉〉;收錄於:顏尚文、李若文主編《南台灣鄉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嘉義民雄:國立中正大學,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辦,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承辦,頁517-556。

5.     盛成臺灣賦(盛成註);收錄於:龔顯宗《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彙編》,台南:臺南縣立文化中心,1998,頁164-175。

6.     盛成〈東吟社序(盛成註)〉;收錄於:龔顯宗《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彙編》,頁138-150。

7.     盛成〈沈光文自著詩文中之自述〉;原刊於:《臺灣文獻》12卷2期,1961年9月;另收錄於:龔顯宗《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彙編》,頁414-416。

8.     盛成〈沈光文公年表及明鄭清時代有關史實.乙巳年.永曆19年(1665康熙4年).54歲〉;原刊於:《臺灣文獻》12卷4期,1961年12月;另收錄於:龔顯宗《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彙編》,頁366-367。

9.     楊雲萍〈臺灣的寓賢沈光文〉;原收錄於:沈友梅《沈光文斯菴先生專輯》,頁164-168;另收錄於:龔顯宗《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彙編》,頁484-487。

10. 劉枝萬〈清代臺灣之佛教寺廟〉;原刊於:《臺北文獻》4-6期,1963年9-12月;另收錄於: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87).中國佛教史論集(臺灣佛教篇)》,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9

11. 盧嘉興〈臺灣的第一座寺院-竹溪寺〉;原刊於:《古今談》9期,1965年11月,頁32-37;另收錄於: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87).中國佛教史論集(臺灣佛教篇)》,頁233-254。

12. 盧嘉興〈臺南古剎彌陀寺〉;原刊於:《古今談》29期,1967年7月,頁255;另收錄於: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87).中國佛教史論集(臺灣佛教篇)》,頁255-267。

四、學位論文:

1.陳丹馨《臺灣光復前重要詩社作家作品研究》,台北:私立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



[1] 詳見:劉枝萬〈清代臺灣之佛教寺廟.寺院(一).臺灣縣(一).竹溪寺〉;原刊於:《臺北文獻》4-6期,1963年9-12月;另收錄於: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87).中國佛教史論集(臺灣佛教篇)》,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9

[2] 詳見:《清一統志臺灣府.寺觀.竹溪寺》,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原發行於:道光22年(1842年)〕。

[3] 詳見:連雅堂《臺灣通史(卷22).宗教志.臺灣廟宇表.臺南府.竹溪寺》。

[4] 引見:瞿海源《重修臺灣省通志(第1冊.卷3).住民志.宗教篇.第三章.第三節》,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

[5] 盧嘉興〈臺灣的第一座寺院-竹溪寺〉,原刊於:《古今談》9期,1965年11月,頁32-37;另收錄於: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87).中國佛教史論集(臺灣佛教篇)》,頁233-254。另外,盧嘉興的相關研究,請見:盧嘉興〈臺南古剎彌陀寺〉,原刊於:《古今談》29期,1967年7月,頁255;另收錄於: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87).中國佛教史論集(臺灣佛教篇)》,頁255-267。

[6] 詳見:朱其麟主編《臺灣佛教名剎》(後部),台北縣:華宇出版社,1988,頁262。

[7] 詳見:闞正宗《臺灣佛教一百年》,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9年,頁113-115。

[8] 詳見:江燦騰《殖民統治與宗教同化的困境:日據時期臺灣新佛教運動的頓挫與轉型》,台北: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2000年(博士論文),頁522。又見:江燦騰《日據時期臺灣佛教文化發展史》,台北:南天書局,2001年,頁498。

[9] 詳見:釋開證主編《大崗山法脈傳承史》,高雄:宏法寺,2000年,頁6-113。

[10] 龍湖巖判定為最早台灣佛寺之一的原因是:各種台灣《府志》、《縣志》,都明說龍湖巖是明鄭時期的陳永華所創建。而竹溪和彌陀二寺之所以被判定為最早的台灣佛寺,乃因:即使是最早刊行的《臺灣府志》(康熙33年[1694年]刊行,第三位臺廈道高拱乾撰),都沒有記錄這二寺的創建年代;這和其他清朝創建的寺院,都記錄了創建年代不同。「顯係建自明鄭時期,以致修志時已無法查考…。(括弧內皆盧嘉興原文,下同。)

[11] 盧嘉興把龍湖巖排除在最早興建的台灣佛寺之外,也只是猜測之詞。事實上,龍湖巖可能早在永曆19年,即由陳永華創建。在此之前,龍湖巖名為岩山廟,並住在二僧。(詳前文有關龍湖巖的討論。)這一記載如果無誤,龍湖巖的創建年代,有可能比竹溪寺還要早上一、兩年。

[12] 引見:連雅堂《臺灣通史(卷22).宗教志.佛教》。

[13] 沈光文〈州守新搆僧舍于南溪。人多往之,余未及也〉;引見:龔顯宗主編《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彙編》,台南:台南縣立文化中心,1998,頁20-21。

[14] 沈光文《臺灣賦》,對鄭經有極為嚴厲的批判;例如:「壬寅年(即永曆16年,康熙元年,1662年)物故,鄭錦僭王附會者言多諂媢,逢迎者事盡更張。般樂之事日萌,奢侈之情無饜,橫征費,割肉醫瘡,峻法嚴刑,壅川弭謗。主計者所用非所養矣,所養非所用矣。世風日下,人事潛移。…(引見:《臺灣賦(盛成註)》;收錄於:龔顯宗《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彙編》,台南:臺南縣立文化中心,1998,頁164-175。)一般學者以為,沈光文之所以得罪鄭經,除了《臺灣賦》的強烈批判鄭經之外,還因為沈光文有擁鄭成功弟鄭襲為王的企圖。

[15] 原刊於:《臺灣文獻》9卷3期,1958年9月;另收錄於:龔顯宗《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彙編》,頁180-188。

[16] 毛一波的有關〈普陀幻住菴〉的研究觀點,受到學界廣泛的引用;例如,陳丹馨《臺灣光復前重要詩社作家作品研究.第三章.第二節.一、沈光文.普陀幻住菴》,台北:私立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年。

[17] 引自: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卷23).藝文(4).詩(1).普陀幻住菴》,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原發行於:乾隆29年(1764年)〕。

[18] 轉引自:龔顯宗《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彙編》,頁181。

[19] 轉引自:龔顯宗《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彙編》,頁510。引文中的「逃禪」、「誦經」二詞,顯然是指〈普陀幻住菴〉當中的「逃禪漫學誦經文」一句。

[20] 引見:廖雪蘭(一瑾)《台灣詩史》,台北:武陵出版社,1989,頁86 。其中,隆武乃稱帝於福州的唐王年號。隆武元年,順治2年,1645年。

[21] 引見:陳漢光《臺灣詩錄》(上),台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4(再版),頁44。

[22] 收錄於:《卍續藏經》111冊,台北:新文豊圖書公司(影印)

[23] 轉引自:鄧傳安《蠡測彙鈔.附錄.沈太僕傳》,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頁55。

[24] 參見:依伊能嘉矩《臺灣舊地名辭書》,東京:富山房,明治42年,頁141-142。

[25] 石萬壽〈沈光文事蹟新探〉(刊於:《臺灣風物》43卷2期,1993年6月,頁15-36),明白指出沈光文入山為僧的羅漢門,相當於現今高雄縣內門鄉和旗山鎮一帶。另外,吳進喜〈羅漢門地區的開發與中心移轉〉(收錄於:顏尚文、李若文主編《南台灣鄉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嘉義民雄:國立中正大學,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辦,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承辦,頁517-556),也有和石文相同的說法。石文和吳文的說法如果正確,則沈光文出家的羅漢門,和大崗山超峰寺的地理位置相距甚遠。

[26] 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台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高雄:春暉出版社,2000年,頁23,以為:沈光文先是在大崗山舊超峰寺出家,然後才移居目加溜灣。這一說法,想必是在無法解釋大崗山超峰寺和目加溜灣之間有一長段距離的情形下,才做出的推論。

[27] 盛文所引《府志》,到底是哪一個版本?並不清楚。台灣志書以《府志》為名者,共纂修五次:(1)高拱乾《臺灣府志》;(2)蔣毓英《臺灣府志》(3)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4)范咸《重修臺灣府志》;(5)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在這五部名為《府志》的文獻當中,都沒有記錄盛文所引的這一傳說。另外,劉壁良《重修福建臺灣府志》,以及《清一統志臺灣府》,也沒有提到這一傳說。甚至陳文達《臺灣縣志》、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和王必昌《重修縣志》,也都沒有說到鄭省英創建竹溪寺這件事。

[28] 參見:朱馥生〈臺灣文獻鼻祖沈光文出生、入臺年月考〉;刊於:《浙江月刊》26卷1期,台北:浙江月刊社,1994年1月,頁17-19。又見:高一萍,〈沈斯庵與臺灣〉;收錄於:沈友梅《沈斯庵先生專集》,台北:寧波同鄉會,1977,頁184-192;另收錄於:龔顯宗《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彙編》,頁242-249。

[29] 詳見:連雅堂《臺灣通史(卷29).列傳(1).諸老列傳.沈光文》。

[30] 例如,石萬壽〈沈光文事蹟新探〉。又如:朱馥生〈臺灣文獻鼻祖沈光文出生、入臺年月考〉;刊於:《浙江月刊》26卷1期,台北:浙江月刊社,1994年1月,頁17-19。

[31] 詳見:楊雲萍〈臺灣的寓賢沈光文〉;原收錄於:沈友梅《沈光文斯菴先生專輯》,頁164-168;另收錄於:龔顯宗《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彙編》,頁484-487。又見:盛成〈東吟社序(盛成註)〉;收錄於:龔顯宗《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彙編》,頁138-150。又見:盛成〈沈光文自著詩文中之自述〉;原刊於:《臺灣文獻》12卷2期,1961年9月;另收錄於:龔顯宗《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彙編》,頁414-416。

[32] 參見:朱馥生〈臺灣文獻鼻祖沈光文出生、入臺年月考〉。

[33] 這是范咸《臺灣府志(卷12).人物.流寓.沈光文傳》、余文儀《重修臺灣府志(卷12).人物.流寓.沈光文傳》,以及黃得時著,楊雲萍〈臺灣的寓賢沈光文〉;原收錄於:沈友梅《沈光文斯菴先生專輯》,頁164-168;另收錄於:龔顯宗《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彙編》,頁484-487。又見:盛成〈東吟社序(盛成註)〉;收錄於:龔顯宗《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彙編》,頁138-150。又見:盛成〈沈光文自著詩文中之自述〉;原刊於:《臺灣文獻》12卷2期,1961年9月;另收錄於:龔顯宗《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彙編》,頁414-416。

[34] 收錄於:龔顯宗《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彙編》,頁24-26。

[35] 《重修臺灣府志》的作者-范咸。

[36] 例如:康熙二十四年」、「余自壬寅將應李部臺之召,舟至圍頭洋,遇颶飄流至斯…今二十有四年矣。(詳見:盛成〈東吟社序(盛成註)〉;收錄於:龔顯宗《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彙編》,頁139-140。)

[37] 詳見:盛成〈東吟社序(盛成註)〉。

[38] 同樣主張永曆6年說的楊雲萍,有不太相同的推論;但由於自認尚須繼續研討」,因此本文省略討論。

[39] 詳見:方豪〈荷據時代的寓賢沈光文〉;原收錄於:《臺灣早期史綱》,台北:文學書局,1994,頁190-194;另收錄於:龔顯宗《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彙編》,頁176-180。

[40] 沈光文於永曆5(1651)抵金門。

[41] 引見:毛一波〈試論沈光文之詩〉;原刊於:《臺灣文獻》9卷3期,1958;另收錄於:龔顯宗《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彙編》,頁180-188。另外,盛成〈沈光文公年表及明鄭清時代有關史實.乙巳年.永曆19年(1665康熙4年).54歲〉(原刊於:《臺灣文獻》12卷4期,1961年12月;另收錄於:龔顯宗《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彙編》,頁366-367),曾說到「是衲全留髮,雲菴半在巖」這兩句詩,作於永曆19年(1665,康熙4年),沈光文54歲入山為僧之時。而這兩句詩,則是〈隩草〉當中的第9首。足見盛成也把〈隩草〉視為沈光文來台之後、入山為僧時的詩作。

[42] 盧嘉興雖然認同盛成的主要結論,但對竹溪寺的創建者,郤有不同的看法。盧嘉興以為,竹溪寺的創建者是翁天祐,時任轉運使;創建年代則大約永曆17(1663)

[43] 宋永清[康熙43(1704)任鳳山縣第五任知縣]的詩作題為〈登小西天最高頂〉(原註:拈得五微),詩為:「春來梅柳鬥芳菲,散步清溪到翠微;怪石枯藤迷野徑,殘枝敗葉擁禪扉。踏開覺路香生履,振落天花色染衣;更上一層迴首處,故山遙望寸心違。」范九池(范咸)[乾隆11年(1746年)]纂《重修臺灣府志》]的詩作題為〈再疊台江雜詠〉第二首:「西天小寺禮彌陀(原註:府治有小西天寺),故鄭園亭日漸蹉(悉改為寺);銅礮風雷金甲動(原註:《鄭氏逸事》:龍碩者,大銅礮也;成功見水底有光上騰,使善水者出之),鯨魚冠帶海門過(原註:成功攻台時,紅毛先望見一人冠帶騎鯨從鹿耳門而入),虎鯊夜集貪牽罟(原註:虎鯊,鯊之大者),鸚鵡朝游寄負螺(原註:鸚鵡螺常脫瞉朝游,寄居蟲入其中);堪笑揭竿稱鴨母,空嗤海外夜郎多(原註:朱一貴飼鴨,人稱鴨母王)。而齊體物[康熙30年(1691年)任第二位臺灣府同知]的詩作,則題為〈竹溪寺〉:「梵宮偏得占名山,屼作蠻州第一觀;澗引遠泉穿竹響,鶴期朝磬候僧餐。夜深佛火搖鮫室,雨裏檳榔綴法壇;不是許珣多愛寺,須知司馬是閒官。」其中,「屼作蠻州第一觀」一句,還被盧嘉興做為竹溪寺乃台灣第一座佛寺的文證。

[44] 引見:謝金鑾〈臺灣竹枝詞〉第22;收錄於:陳漢光《臺灣詩錄》卷7。

[45] 詳見:朱其麟《臺灣佛教名剎》(後部),台北縣:華宇出版社,1988,頁393。

[46] 詳見:註釋43。

[47] 詳見:瞿海源《重修臺灣省通志(卷3).住民志.宗教篇》第1冊,頁301,「竹溪寺」條。

[48] 乾隆28年(1763年)任臺灣府知府。

[49] 陳國瑛等《臺灣采訪冊•水勢》,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50] 引見:蔣允焄〈新濬永康里南湖碑記〉,收錄於: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卷7)•藝文(2)•記賦•記》,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51] 詳見:陳文達《臺灣縣志(卷9).雜記志.寺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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