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經由黃美英彙整）

大醒法師五十歲遺像。 (圖片出於「大醒法師 遺著」一書) 。

大醒法師，俗家姓袁，江蘇省東臺縣人，生於清光緒二十五年（1988）卒於民國四十一年（1952）。二十三歲時，畢業於東臺師範學校，後來因讀到憨山大師的《夢遊集》，對佛教發生信仰，且有出家的念頭；二十五歲（1924 年），跟從讓之和尚剃度，字機警（晚年別署隨緣）。在〈拜識印光大師的因緣及其印象〉一文中他敘述了出家的心路歷程：

『在民國十一年（1922）秋天，戈公振的父親開吊，於戈府廳堂中的許多輓章中，我發現有一位和尚弔唁的書信，這個時候其所以引起我的注意者：一是因為那封信袋裱既精緻，而又安置在客廳中央最顯著的地方；二是因為信紙上的書法寫得非常古拙，而尤其是不尋常的「常慚愧僧」的一個別號。當時，不敢說我的思想近於佛教，庸庸碌碌的人，談不到有什麼思想的，不過看了這封信的內容之後，不知不覺中引動了我有走向出家之路的心念。

十二年的春初，我謀食上海，常在公振先生那裡走走。公振住在時報館寶塔式的三層樓上，他的床架上掛著一串念佛珠，那時我因知道公振正懷著煩惱的心事，一串念佛珠或者能解決煩惱的問題吧！我心中發動了這樣的疑情。有一次我和公振談起了常慚愧僧，我說：「公振先生，我的個性，我的環境，我出家做和尚最好，而我的心情又不同一般的青年。現在，事事都感到苦惱，你可不可以替我介紹跟那位印光法師出家？」公振以沉默的笑容答覆我：「出家是好的，可是印光法師聽人說他不受徒的，且等待兩年，將來我們一同去出家吧！．．．公振的一本《印光法師文鈔》就贈與我。」

以上文字中，有兩點須加說明：一、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大醒二十三歲，是他剛在東臺師範畢業的翌年；二、戈公振也是東臺縣人，是大醒的小同鄉，生於民前二十二年（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年），是民國初年的名報人，曾著有《民國報學史》、《新聞學撮要》等書。他長大醒九歲，所以大醒稱他為「公振先生」。

就在大醒和戈公振討論出家問題的翌年──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大醒二十五歲的時候，果然出了家，依揚州天寧寺讓之和尚剃度，法名機警，別署隨緣，號大醒，後以大醒行。這時太虛大師在武昌辦佛學院，第一期學生已於十二年開學，第二期尚未招生。是年夏天，大師到江蘇泰縣的光孝寺講經，大醒於剃度之後，到光孝寺聽講，謁見太虛大師，以此機緣，進入武昌佛學院，是第二期的學生。與他同期的同學，有寄塵、亦幻、墨禪、迦林、恆漸、枕山、虞佛心、蘇秋濤等。教師除太虛大師外，有都講（相當於教務主任）善因，及張化聲、唐大圓等。大醒在佛學院期間，於佛學課程努力用功，深得太虛大師的稱賞。

大醒法師是太虛大師的嫡傳弟子之一，在提倡佛教改革方面不遺餘力，因發大弘願整僧護教，願力甚宏，所以太虚大師以「大醒」的字號來勉勵他，同時他對于印光大師的佛學思想仍有深刻的体會。

民國十四年（1925）夏天，大醒法師跟從太虛大師到廬山講習， 太虛大師在廬山大林寺設置「廬山學宭」（宭同群），選了幾個優秀學生，在學宭中學習佛學及英文，為將來環遊歐美布教的準備。這幾個學生是會覺、滿智、迦林和大醒。佛學由大師自授，英文由燕京大學畢業的熊東明居士教授，大醒於此奠下他的外文基礎。

民國十六年，大醒在南京金陵寺禁足。民國十七年（1928）三月，大醒奉太虛大師之命，和芝峰法師先後到設於福建廈門南普陀寺的閩南佛學院主持學務，大醒並任南普陀寺監院。大醒於此期間，創辦《現代僧伽》雜誌──後來改名為「現代佛教」月刊。大醒護教心切，在雜誌中呼籲佛教一致團結，整頓內部，健全寺院組織，共同護持正法。他以思想新穎、言詞痛切，且以文字中涉及人物之臧否，遂為保守的老派佛教徒所反對。如當時淨心法師致書太虛大師曰：

「舊派意見，不難化除，而新派恐非易融洽．．．昨閱《現代僧伽》一書，批評諦老、印老，及王一亭、黃涵老等．．．任意汙謗，云是豬頭長老，蛆蟲居士。」

關於批評印光大師的一段公案，亦見諸他撰寫的〈拜識印光大師的因緣及其印象〉一文。大醒對印光大師十分崇拜，甚至於他出家的心願，也是因讀了印光大師的書信及《印光法師問鈔》而決定的。所以，他出家之後，曾多次參拜印老。在〈拜識印光大師〉一文中，記述他第三次參拜印老的經過：

.....民國十九年（一九三○年）夏天，我在蘇州定光寺休息了幾天。這時，印光大師閉關報國寺，我決定了某一日上午去作第三次的參拜。在未去之前，我就料到這一次要受他老人家的呵斥了！因為我在廈門主編的《現代僧伽》，發行已滿兩年，他老總會見到一、二冊的。如果一看到內容，無疑的要視為這是革命佛教的炸彈。果如所料，在關房窗口拜見大師之後，開口便道：「你辦的《現代僧伽》，專門是罵和尚的，不怕造口業？你們在廈門辦的閩南佛學院，都是革命黨新僧，要打倒你，要打倒他，連我印光你們都要打倒！」

我馬上聲辯：「現代僧伽上並沒有說打倒你老法師的話，此話從何而來？」他老說：「去年有人告訴我的！」我說：「老法師曾親眼看見那本書嗎？」他說：「他們是拿了兩本來的，我不看那樣罵人的文字。」談著談著，由罵人談到現代的佛寺制度是否需要改良，青年僧徒應如何教育等，他老又並不一定執著主見。但是，佛寺制度應如何改良，青年僧徒應該如何教育等，請他老發表意見，他又不願意指示，說到末後，他說：「你就是罵死了他們，他們仍舊不能把叢林改好，罵之無益，枉造口業。」

在大醒的心坎裡，領受到印光的意旨－「喚不醒人，自己省些力氣，而又免得造了口業。」

印光大師是陜西人，來江浙地區，只是長期苦修，未自建道場，因此設身處地，他只能盡其在我，而不能苛求他人。然大醒法師是辦雜誌、提主張，故考慮的立場有所不同。在不同的立場中，仍尊重印光大師的謹慎態度，並受其影响。

這次參拜，臨辭別時，印老猶慇慇教誡他說：「以後寫文章不要罵人，造了口業，趕快懺悔。」以後，大醒即以僧懺為別號，乃是紀念領受印光大師訓誡的誠意。又把民國17-23年所寫的文章中關於批評佛教的一部分，集成一本書，取名為《口業集》，無非感謝印光大師的教誨，其中有一條：“佛寺住持僧，完全要行考試制度，要政府規定及考試。”經過考試淘汰資質較差者，以確立僧眾的水準，避免有濫竽充數的情形。这與印光大師不滿意清政府取消度牒考試制度，遂使僧侣水準下降的看法不謀而合。

大醒在《現代僧伽》上痛切陳詞，呼籲團結，整頓內部，亦有其時代背景。當北伐成功，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佛教的災難即接連而至。先是馮玉祥在河南沒收寺產，驅逐僧眾；繼之唐生智在湖南打著如來的招牌，事實上是在扼殺僧徒，摧殘佛教。馮玉祥的部屬，時任內政部長的薛篤弼，建議政府「改僧寺為學校」；中央大學教授邰爽秋發起「廟產興學運動」。在這段時間中，南京市長劉紀文主張拆毀寺廟神像，而江浙各地地方上部分前進縉紳者流，多主張提撥廟產，興辦學校。

尤其是民國十八年（1929），內政部訂立「管理寺廟條例」二十一條，亦就是以政府法令達到沒收廟產，興辦學校的目的。在這佛教危急存亡之秋，凡是有血性的僧侶，莫不抱著毀身殉教的決心來護持佛教。大醒就是其中一個。大醒這時年方二十餘歲，血氣方剛，他有為教犧牲的豪氣，不計毀譽，呼籲佛教改革，這正是「愛之深、責之切」心理的表現。

大醒、芝峰在閩數年，當地僧侶不滿於他們主持縣佛教會事務之處理，亦不滿於佛學院中閩籍學生太少，因此事多障礙。民國二十一年（1932）底，太虛大師抵廈門，辭去南普陀住持，由常惺繼任。大醒、芝峰亦辭去佛學院職務，隨大師離開廈門。回顧他在閩南五年之間，對於寺務、教務著實有不少建樹。

民國二十二年（1933），大醒到汕頭小住，主辦《現代佛教》週刊，繼續宣傳他對佛教改革的理念。未久，又回到武昌佛學院，主編《海潮音》雜誌，鼓吹人間佛教思想。並於民國二十三年（1934），出了一次《海潮音》的「人間佛教專輯」，發表太虛大師等所撰寫關於人間佛教的十八篇論文，在全國佛教界引起強烈的震撼作用。同時他也特別景仰地藏菩薩的悲願，從民國二十三年在漢口正信會開講『地藏本願經』即可見端倪。

民國二十四年（1935），大醒東渡日本，考察佛教，結識不少日本佛教學者，回國後撰寫〈日本佛教視察記〉。民國廿五年，他回到江蘇，住持淮陰覺津寺，發行《覺律》月刊，繼續宣傳人間佛教思想。同時創辦「覺津佛學院」，培育青年僧才。未幾，中日戰爭爆發，他在蘇北聯絡各寺院僧侶，設立「蘇北七縣僧眾救護訓練班」，由他領導主持，訓練戰地救護人才，衛國護教，頗為地方當局重視，後來戰事逆轉，政府西撤，大醒對國事與佛教都頗為消極，萬事隨緣，曾主持高郵善因寺。以後蘇北地方不靖，他到上海常寄居於靜安寺中。

抗戰勝利後，太虛大師出任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常委，大醒擔任該會秘書長，協助大師整理中國佛教。民國三十五年（1946）夏季，他繼太虛大師之後，出任浙江奉化雪竇寺住持。民國三十六年（1947）三月十七日，太虛大師在上海玉佛寺捨報往生，大醒與同門師兄弟亦幻、塵空、燈霞、演培等隨侍在側，為大師治喪。事後，又參與《太虛大師全書》的編輯和太虛大師舍利塔建立的工作，並二度接編《海潮音》月刊。民國三十八年（1949），江南動盪不安，他於是年年初來到臺灣，以《海潮音雜誌》發行人兼主編的身分，把《海潮音》遷到臺灣出版。

來臺之後，住在臺北善導寺，出任該寺導師。民國三十九年（1950）冬天，積勞成疾，患高血壓症，移住新竹香山一善寺療養。一年之後（民國四十年），血壓穩定，病況轉佳，他應新竹靈隱寺無上法師之邀，到該寺主辦臺灣佛教講習會並擔任導師，培育僧才，雖然當時的情況是僧才、資財都兩難，但仍然能勉強維持。

根據晴虛長老回憶：講習會的學制是三年，應當是屬於「佛學院」的體制，但是當時的台灣政府當局，不允許佛教界創辦佛學院，礙於政府的掣肘，因此大醒法師以短期講習會的名義，著手創辦培育僧才的教學機構。當時的青年學僧包括有星雲、了中、印海等數十位青年法師，且大都是從大陸過來的，頗受大醒的關照。因此，對於民國三十八年慈沆法師被抓，有關「慈航入獄，大醒坐視」一說，印海法師表示，根據他對大醒法師的了解，大醒法師絕對不會袖手旁觀、見死不救，或許大醒法師默默的幫忙並沒有人知道，也有可能礙於當時的白色恐怖而幫不了忙，而並非如傳言所說故意不幫忙。

根據當時經常親近大醒法師的鄭居士回憶，法師生性耿直且平易近人，不但非常照顧跟隨他的弟子，並且願意主動幫忙女眾爭取繼續受教育以及再深造的機會，甚至於四處幫忙找保證人(當時新生入學時，學校要學生找保人，保人必須要有行號作擔保，保證該生在學中思想正確，遵守校規)。

鄭居士表示，大醒法師很重視生活上的小細節，有一次一位熱心的菩薩特別烹煮一道紅燒素魚要供養他，但是他用餐時卻一口都不享用，並且說將素菜做成魚的形狀是種執著，這種習氣要改掉;雖然如此，但是他在用餐時卻一點都不挑剔，並且經常開玩笑說:菩薩的肚子可大可小，從這些小事情當中都可以見到他率真的一面。

有些資料記載慈航法師被關，之後不知道在什麼樣的因緣下被釋放出來，據呂居士(他的父親是大醒法師在廈門集美中學的學生,他的母親是大醒法師的弟子)推測，當時大醒法師交遊廣闊，與監察院長故居正居士及吳國楨先生的父親-吳老太爺以及內政部長王德溥交情很深；又根據無上法師回憶，當時經國先生曾禮請大醒法師往觀音山凌雲禪寺為毛太夫人冥誕誦經。由以上端倪可見：假如沒有其他法師出面營救慈航法師，那麼或許是經過他私下的斡旋，才使慈航法師重獲自由也說不定。呂居士及鄭居士均認為，慈航入獄大醒袖手旁觀的說法並非事實。

大醒法師為善一向不欲人知，鄭居士聽說，當時他一邊暗地裡幫忙處理慈航法師的牢獄之災，一邊公開對外聲稱慈航法師是因為特立獨行才會惹麻煩；由於慈航法師是大醒法師早期的學生，老師對學生愛之深責之切的心理，古今皆然，即使慈航法師在穿著上比較與眾不同，也引起教界一些爭議，但是呂居士及鄭居士均認為，慈航入獄大醒袖手旁觀的說法並非事實。

當時的短期講習會開辦半年後，大醒法師猝然中風（1952年三月），半身不遂，乃回到善導寺療養，十二月十三日安詳示寂，世壽五十三歲，戒臘二十七年。

大醒生平，以提倡佛教僧伽教育和主辦佛學刊物，對佛教貢獻最大。早年創辦《現代僧伽》雜誌，曾撰文呼籲，要求佛教革新制度，健全寺規，整肅僧寺的腐化現象，使當時的佛教界受到極大震撼。後來主編《海潮音》雜誌，大力提倡人間佛教，主張僧侶應注意社會現實問題，勿糾纏於死後問題的探討，成為太虛大師佛學思想的忠實宣傳者。

由於大醒法師對人間佛教的真知卓見，贏得靈隱寺無上法師的敬佩。當時無上法師被教界公認是一位個性直爽而且有所堅持的修行者，大醒法師往生後，無上法師特別在靈隱寺為他蓋了一座寶塔以示紀念。因為大醒法師是太虛大師的門下弟子，所以當福嚴寶塔落成後，大醒法師的骨灰就被迎回福嚴精舍，無上法師曾經為了這件事而唏噓不已。

綜觀大醒法師一生，擅長於文學、能詩書、不拘小節且熱心佛教文化教育，誠屬大悲菩薩示現！他生平發表的佛學論文甚多。主要的著述有《地藏本願經講要》、《八指頭陀詩評傳》、《口業集》、『日本佛教視察記』、《空過日記》等。《海潮音》雜誌社曾集其詩文數十萬言，輯為《大醒法師遺著》。

參考資料：

 佛教城市網站 －「大醒法師」：于凌波著。
《海潮音》第三十四卷三月號，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七日出版，p22印順之「大醒法師略傳」。
 妙雲集下編之十『華雨香雲』p273-276－印順法師佛學著作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