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海法師》 

(本文經印海法師口述,志銘、明慈筆錄


 

印海法師法相。
(照片來源:本人提供)

 講到本人的歷史,其實也很平凡,沒有什麼值得流傳下去的,但是因為度過了七十六年的光陰,一步一腳印,也留下了許多歲月的痕跡。這些痕跡,從出生到成長時窮困的蘇北,到光復後佛法待興的台灣,爾後壯年篳路藍褸,建立了在西方宏法二十五年的美國法印寺,到現今老年後,為報答滋養我成長的蘇北家鄉所蓋的法華庵,是說明了,一生當中在多變的時代裡歷經了很多困難,也離不開種種的波折。而這些波折,有時候是增加了我們做人的種種耐力,有時候也讓我們學習到許多做人寶貴的經驗,尤其是出家人的生活方式,是與一般普通人有著很大的差距,所以我的一生,就是在出世平凡無諍的生活裡,體驗了種種佛法做人的道理。

一、
出生後到出家前的歷程

我的一生從出生到老年,可以大略分為幾個階段。首先,談談我從出生後到出家前,人生最初十三年裡的遭遇。

我於西元一九二七年(農曆十一月十二日),出生在中國江蘇省如皋縣的南門橫八字巷,我的父親原籍湖北武昌,姓名劉子敬,母親是江蘇如皋人,姓名陳桂,他們倆人從相識到結合,是有一段非常奇特的背景。

據說,我那來自於湖北武昌的父親是在蘇北賣大煙的,做生意的時候在上海結識了當時極有威望的幫派頭子杜月笙。聽說我的父親每次從湖北坐船到上海的時候,杜月笙都會派小輪船去接風,然後就到蘇北。我那時年輕的母親,也就在那段時間在蘇北結識了我父親,隨後就下嫁給他當姨太太。當時我父親的經濟狀況很好,做人也老實,人緣非常好,但是我一直到五歲時才知道,我母親上面還有一位長年居住在武昌的大太太,也曾經為我父親生過三個小孩,二男一女。

由於父親長期在外做生意的關係,所以在我小時候,父親總是不在家,我的母親又患有一種怪病,叫做羊癲瘋,日常生活的瑣事都無法料理,幾乎都要靠我的外婆幫忙。當時我的外婆是一位紙紮匠,專門幫往生的人糊紙衣、紙人、紙房子和紙桌椅等等祭品,是一位精明能幹而能吃苦的婦人,所以在當時沒有得到父親照顧的母親和我,都是倚靠著她老人家的雙手拉拔撫養長大的。

大約在我四歲到五歲的時候,正值對日抗戰初起,生活很不穩定,我外婆便帶著我從蘇北到上海乘船去湖北武昌,準備投靠我那年老力衰的父親,當時同父異母的哥哥、姐姐都已經長大成人。我就在黃鶴樓下面開始上小學、讀書識字。但是後來時局動盪,再加上我母親還留在蘇北,所以我就只在武昌讀了一年的小學,就又和外婆從武昌、上海,又回到了蘇北。雖然那時候我的年紀太小,印象十分模糊,但是倒也還記得有過這麼一個影像。

由於在抗戰期間因為戰亂的關係,交通十分不方便,再加上外婆的年紀也大了,所以我就繼續留在江蘇如皋讀書,一直到十三歲的時候,從如皋城內孔廟高小(第二小學)畢業。記得當我五年級的時後,日本人已經打到了如皋,日本人打算教育我們這些中國人,就在小學裡開課教日文,所以在那被佔領的期間,我也讀過了幾本小學的日文書,學了幾句日本話。

然而也由於戰亂的關係,我小學畢業後也就失學了,母親不但與父親失去了聯繫,更失去了經濟來源,全靠我外婆一人賺錢,生活十分清苦,所以之後我母親便改嫁給如皋的同鄉、就是在南門唐律師家中做廚師的繼父楊長文先生,隨後我母親及繼父也就遷居到如皋西北鄉下種田去了。我和外婆則繼續留在如皋城裡。後來我去探望母親的時候,還幫忙照顧過她和繼父所生的一位同母異父的小弟弟,名叫「盆兒」。

二、我出家的機緣

後來有一天,繼父鄰居的家中有請和尚在做佛事,我就在這個機緣下認識了我的師祖,也就是清詮法師。由於當時偶爾會有日本人用飛機空投下來的宣傳單,上面寫了許多「東亞和平」、「同文同種」之類非常好聽的宣傳字眼。那時的鄉下人多半不識字,也看不懂這些傳單在寫些什麼,但是小學畢業的我認得的字比較多,所以我就幫忙將這些傳單的內容唸給大人們聽,他們也覺得我這個城裡來的小孩很聰明,就是在這個機緣下,師祖覺得我很有慧根,就鼓勵我去附近的法華庵出家。

有件記憶深刻的事是,有一天,日軍到鄉下抓了我們一堆人去幫忙抬樹、做堡壘,竟然也把師祖和我也抓去了,有位三線一星的少尉無意間聽到我講了幾句日本話,就把我拉去做翻譯,也特准我師祖不必做工,放他回去。這少尉看我這個十三歲的小孩竟然懂得日文,在大部分人都目不識丁的如皋鄉下,簡直就是一位難得的奇才,認為這是一件難得的事,師祖也因此誇讚了我一番,也擺脫了替日本人做堡壘的機緣。 

在戰亂的年代裡,小孩子都比較早熟,雖然我才十三歲,卻已經開始考慮到未來前途的問題,在大環境下無奈被迫失學的我,總是在想,應該像其他的朋友一樣繼續做苦工呢?還是能有別的機會再多唸點書?能夠獨立,而不再倚靠我年邁的外婆。而且從小看著外婆的工作對於喪家都有一定慰藉的作用,對於為往生者做佛事也非全然陌生,加上外婆自己也是個信佛的人,基於這些理由,我就接受師祖的鼓勵,到外婆家附近如皋縣西門外的法華庵認識了師父智明法師,我就開始在寺裡頭打雜,也因為自己喜歡寺裡清淨的生活,就逐漸萌起了出家的念頭。由於外婆和母親都認為我長大了,兩位也就尊重我自己的決定,加上和父親也早已失去聯絡,所以在十三歲那年,也就是一九三九年八月,經過寺裡長工丁二爹到我家向外婆請示,我就在西門外的法華庵,跟隨著師父智明法師出家了。

三、出家未受戒前七年的沙彌生活

從十三歲出家到廿一歲(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七年)的七年期間,在法華庵裡當小沙彌的我,除了每天早上早課必須唸誦楞嚴咒、大悲咒十小咒、以及背誦瑜伽焰口及金剛經外,也學習了拜懺、為往生者作佛事、及晚課等功課,白天還有許多種田及打雜等勞力的工作。除此之外,我也努力背誦法華經,我少年的光陰,就這樣在艱困且不斷的忙碌中平靜度過。

當時鄉下的環境只要求出家人會唸經、會超渡亡者就好了,雖然小寺廟很多,但也由於環境使然,文化教育並不普及,僧伽教育也匱乏,想要讀書上課,環境也並不允許,所以在當時仍在成長的我,除了為了生活忙碌外,對於經中種種宇宙人生的道理,卻也都是止於知其然,卻不知其所以然的讀經方式,這段生活,也逐漸蒙起了未來進入佛學院的決心。我在法華庵的成長,除了學習生活的技能外,也學會了待人處事的道理,生活也就在為生存的努力中默默度過。這七年生活,對我未來人格影響很大,特別是能順應著環境而隨緣行事,體會辛苦勞動人們的心情,及如牛般穩重,腳踏實地平和做人的道理。

在逐漸成人後,由於母親在鄉下的生活穩定,加上外婆在往生後,我心中也了無牽掛,所以在一九四七年滿廿一歲春天的時候,我就奉了師祖及師父之命下江南,到聞名全國律宗第一的南京寶華山隆昌寺受了具足戒。

四、
立志在叢林中學習及宏揚佛法

在南京寶華山隆昌寺受戒約待了兩個月後,雖然師祖希望我回到鄉下當住持,而且回到蘇北後,生活也是可以穩定。但是當時年輕的我卻是在想,回蘇北後,就沒有環境去研究佛法,在學識方面,也沒有辦法把握住經論裡人生議題之精神所在。由於在現在所住的江南有幾個著名的大佛學院,對我非常有吸引力,而做個出家人,就是要多去學習和瞭解佛法。於是就這樣對於在大叢林裡追求學問的嚮往,所以就決定希望留在江南參學、鑽研佛法,滿足我少年時環境所無法允許的求知慾。 

對我來說,出家學佛 只有單純誦經、唸咒,並不能瞭解經義裡宇宙人生的真相,也無法體驗佛法裡高深的道理、達到出家最高的的理想,光是做佛事,更無法滿足我求知的渴望。而且受戒後,能有機會自由地到各處參訪讀書,不再受單一寺院的限制,另一方面也希望對教界能有更多的貢獻。所以經過深思熟慮,就沒有回鄉下過著當住持的生活了。隨後我就進入了著名的常州天寧佛學院。

可能也由於當時政局的紊亂,百姓們的生活顛沛流離,逐漸讓我對生命的困境有著深刻的體會。大環境下國家經歷了抗戰及解放時期的波折,從小家庭也歷經了父親遠離、母親改嫁、被迫失學及外婆往生等種種無奈的生命起伏,這樣的經歷,就造就了我從小就開始思考人生的問題,及想要認真尋找生命的出路。現在受戒之後,我也開始思考出家的意義、出家人如何對社會有所貢獻、以及如何把佛法義理宣揚出去的責任。

進入了天寧佛學院後,我就開始接受大叢林裡正規教育的薰陶。學習了許多佛教正統的禮儀和規矩,也上了許多佛學課程,奠定了日後佛學的基礎。兩年的學習期間在知識方面進步得很快,佛學院同時也提供了國文、歷史、地理、和英文等常識課程,讓我增廣了不少世間的知識,也逐漸建立起佛教整體的概念,為日後的弘法之路,紮下了十分堅實的根基。

當時我所開始接受的正規教育是唯識的《百法明門論》、《五蘊論》、《八識規矩頌》及《大乘起信論》等等課程,這對我日後的佛學思想,有著深刻的影響。唯識法門讓我理解到,佛法並不是談玄說妙的空洞理論,反而是就事論事的理性推演。所以我在廿一歲到廿三歲這兩年之間,各方面的成長都進步得很快。我對佛法的理解不但突飛猛進,更堅定了我身為出家人的意志與未來弘法的理想。

五、
隨緣到台灣親近慈航菩薩

到了一九四九年我廿三歲的時候,因時局轉變,我在偶然的機會到了台灣,考進了桃園縣中壢市圓光寺的台灣佛學院,開始親近慈航菩薩。雖然只待了短短一年,圓光寺就因為沉重的經濟壓力而讓我們提早畢業,但是在困頓的環境下,慈悲的慈航法師還是將我們這群學生們,轉移到基隆的靈泉寺佛學院繼續求學。一年之後,我又轉進了慈航法師隨後所閉關,成為肉身不壞菩薩的台北縣汐止彌勒內院讀了一年書,直到一九五二年八月,我才進駐台北市的善導寺,正式成為印順導師的門生。 

在親近慈航菩薩三年多的日子裡,最令我感動而難忘的,就是他非常慈悲、愛人如己、非常地有包容心。他不但為佛教不辭勞苦、犧牲奉獻,對學生們的關心與愛護更是無微不至。由於當時的台灣並沒有正式的僧伽教育,我們這些從大陸抵台的青年出家眾更是舉目無親,但是他毫不猶豫地就完全收留我們,對於我們的需求也從不拒絕,這對一般人來說是非常難得的。可以說,我們那一代在海外及國內的青年出家眾,幾乎都受過慈航菩薩的栽培,慈航菩薩對於當時台灣佛教人才的培養與愛護,與不畏艱難、慈悲為懷的願力,精神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後來我發願弘法利生、注重教育、包容別人、乃至於發揚慈悲、甚至遠渡重洋到美國洛杉磯建立法印寺至今,可以說都是在在受到了慈航菩薩的影響,『以師志為己志』,受用頗深。 

慈老也非常重視教理的弘揚,他為了讓佛教的十大宗派後繼有人,還曾經在我們畢業後,要求留在圓光寺自修的十位最優秀同學一起抽籤,各自選擇一門專攻的法門。那時候我就抽到了「唯識宗」,開始研讀《成唯識論》,苦下功夫熟讀各式唯識宗的經論,我也就是在這段時間裡,打下了扎實的唯識學基礎。

六 、
奠定修持淨土不變的信心

在圓光寺的時候,我還結識了一位忘年之交,那就是亦師亦友的律航法師。律航法師自中將退伍後,便開始潛心向佛,因為對中國文學的素養十分深厚,他在圓光寺初出家時,就經常為我們講解四書與孔孟的思想,他在大陸北京還未出家時,就是夏蓮居老居士的弟子,專修淨土法門而一心念佛求生淨土。

在我廿四歲以前,由於還未選定一門深入的法門。在圓光寺的時候,由於律航法師的關係,不但聽了不少淨土的道理,也逐漸學習到淨土的經論,經常跟隨著律航法師到各個地方去打佛七,在耳濡目染的薰陶之下,對淨土法門也逐漸生起了不變的信心。尤其是民國四十年在苗栗大湖法雲寺,我曾經在佛七時見到瑞相,親眼目睹到阿彌陀佛巨大明耀的咖啡色阿彌陀佛身現前,讓我信心大增,振奮不已!從此也就決定淨土法門為此生修行的方法,再也沒有懷疑。

民國三十九年間,在圓光寺另外一件值得難以忘懷的事,就是由於台灣的政局還是處於緊張狀況,當權者對於來自大陸的出家人戒心很強,還曾經懷疑我們是滲透在佛教界的共產黨員,而關押過我們這些抵台的法師。當然我也免不了遭受池魚之殃,曾經和其他三、四十位被懷疑「思想有問題」的出家人,莫名其妙地一起被抓進一間大倉庫裡,渡過了三個星期的「牢獄之災」。幸虧當年的許多誤會與冤屈,也在當政者查毫無證據後草草收場,在我的人生經歷裡,也可以說是沾染過一些「白色恐怖」的氣氛。

七、親炙當代佛學泰斗印順導師

我一九五二年剛去善導寺的時候,印順導師人還在香港,我就在善導寺參與了法務,及處理法會與圖書管理的工作。當印順導師在一九五三年抵達台灣後,就在善導寺負起《海潮音》月刊發行人的工作,我就在導師底下幫忙做校對和寄發等雜務,親近導師一段時間後,我就愈來愈體會到,導師真是一位近代難得的佛學泰斗,由於善知識難遇,機會難得,所以我就這樣一直跟隨著導師了。

導師約在一九五三年,在新竹創辦了福嚴精舍(佛學院),我便把握了這個機會,離開了善導寺,轉入福嚴精舍繼續深造。在這段期間裡,我一邊幫忙著寺務,一邊也在聽課,尤其是聽到了演培法師、續明法師、仁俊法師及印順導師所開的種種佛學課程,個人收益頗豐,對於佛學的義理也就有著更深一層的理解。

到了一九五六年四月的時候,由於我擔任福嚴精舍山下新竹一同寺女眾佛學院的講師,開始上台講經,我第一部所講的經就是《金剛經》。在佛學院的這段期間裡,除了教學外,我也不斷受到導師佛學思想的薰陶,藉由著跟隨著導師,我也更能瞭解佛教正確的歷史背景與思想淵源,由其是印度根本佛教的精神。同時也由於擔任當家和總務的關係,我經常幫忙常住處理各類法務和瑣事。學習如何接觸常住作事及處理寺裡財務的工作。也因此學到了許多管理寺院和照顧僧眾的實務經驗。

八、
親近續明法師的教學相長

後來續明法師於一九五八年時,主持新竹青草湖靈隱寺佛學院,我也從福嚴精舍遷去靈院兩年,幫忙教學及照顧學生,並擔任佛學院訓導的職務,照顧學生們的生活起居。同時我也經由續明法師的鼓勵,教學相長,花了兩年的時間,努力研讀,為學生宣講了《賢首五教儀開蒙》這部論,介紹中國佛教裡的華嚴思想。由於續明法師對於管理學僧很有組織,讓我學習了不少經驗,在我後來擔任慧日講堂監院及住持的時候,都派上了用場。續明法師不論是為人或是做學問,都是當代青年法師中的楷模,不但啟發了我很多待人處事的道理,也教導了我許多在佛教界中如何應對進退的禮節。

九、
印順導師對我人生的影響

在我廿五歲到五十歲的這廿六年之間,一路跟隨著印順導師研習佛法。我於一九六三年開始擔任台北慧日講堂的監院,其間在一九五九年在新竹擔任過竹北菩提佛學院講師講《發菩提心論》,和在一九六四年在台中中華佛學院擔任講師,講《律宗綱要》,並在一九六六年時開始接任慧日講堂住持的工作,一直做到一九七五年。在擔任住持的這九年時間裡,我還曾經出國前往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日本、菲律賓和越南弘法和參訪,一九六七年我也擔任過慧日講堂所辦的太虛佛學院副院長、一九六九年期間又在新竹福嚴精舍繼任住持兼福嚴佛學院副院長的工作,以及基隆正覺佛學院佛學講師。我在人生的這段二十六年的黃金時光裡,就這樣一直跟隨著印順導師,一路上從學生、總務、監院、最後到擔任住持的職務。導師不但對佛法有著深邃的瞭解,重視追本溯源,回歸釋迦牟尼佛的本懷,世間法的事故人情也是熟稔的,他看事情並非只是看表面,我們看事情有近程、中程、遠程,但是綜觀全局往往模糊不清。但導師能夠把還沒到來的事,將來會得到什麼果,會事先告訴你 分析給你聽。你聽了以後,當時還不一定能接受或瞭解,但過了幾年後,就會覺得他講的沒有錯,依佛法來講,這就是世俗諦,而世俗諦就是有勝義諦的出世間甚深智慧來引導展現。導師一生曾遭受過一些誤解及誹謗,但是我從來沒有聽他說過一句不好聽的話,這就是他老人家觀緣起性空的妙方罷。

慈航菩薩及印順導師這兩位大善知識,可說都是菩薩再來,慈航菩薩是以慈悲為增上,而導師是以智慧為增上。學佛者就是以這悲、智為主要修學目的,沒有智慧的慈悲是只有一半,沒有慈悲的智慧也只有一半,而兩位菩薩都是悲智雙運,圓滿具足者,他們的悲願與智慧,都在在影響著我一生為人處世的原則直到現在。

十 、
立志翻譯日文佛學著作

由於小時候就開始接觸日文,還有一些基礎在,再加上學習的興趣濃厚,一九六七年在太虛佛學院任教期間,我不但持續進修日文文法,瞭解日本文化,佛學院的日文老師還介紹了不少日本佛教的情形,我在那時也是因為興趣和教學的須要,也就開始學習翻譯的工作。因為在教禪宗時為了講課的需求,必須參考日本禪宗的著作當做教學教材及講義,就引發了我翻譯日本佛教文獻、並編製成佛學教材的想法。所以我從此開始陸陸續續地翻譯這些日文著作,並在一九七二年五年後出版了第一本譯著《中印禪宗史》,接著在七四年時又出版了《中國淨土教理史》一書。之後就陸陸續續,有系統的翻譯日文佛學著作直到現在已有二十七本譯著。

同時在一九六八年間,由於聖嚴法師與淨海法師前往日本東京大正大學攻讀佛學博士,我藉著拜訪老友的機會,到日本參訪了一個月,還參觀了大阪世界博覽會,對日本文化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也認識了當地的出家人,對我日後翻譯的工作很有幫助。

雖然日本的佛學教育受到中國佛教的影響很深,也是以闡揚中國大乘佛教為主體,但是他們更懂得運用現代的科學方法和歷史考證,讓現代接受西式教育的人較易接受佛教思想。日本的佛學不但遵循了印度的傳統佛教思想外,也將中國歷代祖師們註釋經論的學問與修學體驗融合起來,表達佛法中深層的意義,他們運用了現代科學、哲學、和心理學的特殊語言與分析技巧,條理分明地將大乘佛學,融合轉化成為具有科學化、同質化、與普遍化的現代特質,普為現代人所能接受。

所以只要先瞭解了中國的佛法,掌握了大乘浩瀚體系中的思想重點後,再去研究日本佛學,就很容易能夠接受。這並不是說中國的佛學不如日本的精深博大,而是由於日本在明治維新後,積極地吸收了西方科學的方法論,綜合分析,所以日本的佛學是緊跟著時代前進的步伐。日本佛教學者們做學問的技巧,對於現代人來說,不但容易掌握,也比較容易引發共鳴,因為他們所採用的科學理性思考方式,可以讓人在短的時間內,就掌握到某部大經大論的重點。所以在日本的大學中,佛學研究不但成了一門很普遍的學術研究,也由於考證的資料非常豐富,讓許多專業及歐美的學佛人士都偏愛赴日本留學研習佛法。反觀現在台灣的佛學研究,雖然也已經非常進步,但是研究方法的普及程度還是發展得不夠,不論是現代化的語言運用或是在歷史考證方面,都稍嫌遜色。佛學教育在日本很普及,在大學培養高層次的人才也很豐富。非常重視嚴謹的考證及邏輯的推演,而不是一下子就講太形而上的抽象理論。

十一、
遠渡重洋篳路藍縷建立美國法印寺

提起我到美國弘法的因緣,主要是在一九七五年的時候受到善導寺雲霞法師的鼓勵,也因為當時亞洲國際的風潮,我就接受了紐約東禪寺浩霖法師的邀請,在當年三月間首次負笈來美講經說法,同時我也藉著紀念恩師慈航菩薩上生十八週年的機會,在紐約宣講了一部《觀彌勒上生經》。一九七六年四月回到台灣約十個月後,經過向印順導師請示及認可,隨後就順利地申請到美國綠卡,同時也請辭了慧日講堂的住持,計畫專心赴美國弘法。

說到我於一九七七年春天 也是我在五十歲的那年赴洛杉磯建寺的因緣,就必須要感謝一位非常發心的路古美容居士,因為她在台灣供養了一百萬元台幣(約合當時的兩萬五千塊美金)的建寺經費,為我打下了建寺的基金,所以我就帶著這筆錢遠赴重洋到了美國洛杉磯。雖然我初來乍到時人生地不熟,幸虧經過信徒介紹,認識了熱心的王良信居士,帶著全家一起發心協助我處理各項事務,幫了我很大的忙,隨後就順利在洛杉磯 Monterey Park 318 N. Garfield Ave. 買下了一戶民宅,該戶民宅共有兩棟住屋,我將前屋佈置成為佛堂,後屋則做為寮房之用。再加上其他居士們的熱心協助,讓法印寺得以在一年之後順利地開光成立。

當時一九七七年在洛杉磯一帶的華人還很少,只有在 Monterey Park 比較集中,那時候佛教的寺院也只有兩個,在我之前,是有宣化法師和文珠法師已經在洛杉磯地區建立了道場,我則是第三位設立寺院的法師,也是第一位從台灣來設立寺院的法師,因此吸引了不少信徒,在每個星期天都到寺裡來誦經、拜懺、及唸佛。後來的淨空法師、演培法師及仁俊法師,也都陸續從台灣來洛杉磯弘法,後來紛紛設立了西來寺、觀音禪寺、聖能寺、法光寺、淨宗學會等等道場,這裡的佛教圈子也就逐漸興盛了起來,直到今天洛杉磯各宗派佛教表現出興盛的情景。

法印寺在草創時期十分辛苦,因為只有我一個人,信徒們雖然也很幫忙 但是也只能星期天來,地方也很小,大大小小事務都要自己來做,我不但要整理內外,晚上還要補習英文,在 East Los Angeles College 修課、準備考取公民。尤其是每個星期天,不但要帶領信徒一起共修、誦經、拜佛、講經、說法,每逢觀音菩薩聖誕或阿彌陀佛聖誕,還會舉行慶祝法會,假日還有許多信徒會來請教各種佛法問題,而且當時在洛杉磯,佛學的經典和中文資訊還十分缺乏,都是請人從台灣帶來,所以非常忙碌。有一段期間,照初法師和顯如法師還曾經來寺裡同住過一段時期,也幫了不少忙。

十二、
法印寺的落成典禮及定期說法

這段時間裡有件印象深刻的事,就是在一九七八年法印寺舉行落成典禮和大法會,榮幸地邀請到了雲霞法師、佛聲法師、成一法師遠從台灣前來共襄盛舉,本地宣化法師、文珠法師和新加坡的竺摩法師,也都蒞臨了落成典禮,還有三百多位各界人士踴躍出席,一時僧俗雲集,盛況空前。之後的時間裡信徒也陸續不斷增加, 法印寺也不斷裝修及擴大,法印寺就在 Monterey Park一直到十四年後一九九零年搬遷至附近 Rosemead 新建擴大的法印寺為止。

在法印寺最初的十四年間,我先後開講了《法華經》、《華嚴經淨行品》等等幾部經,還講過《攝大乘論》、印順導師所著的《成佛之道》以及唯識學等等論典。法印寺平常也邀請許多各地的法師來帶領法會、打彌陀佛七及不定期開示,也曾邀請居士大德們前來演講。在這段時間裡,我除了料理法務,也利用餘暇的時間繼續從事翻譯工作,陸陸續續翻譯出版了幾部譯著,包括《觀彌勒上生經講記》、《佛教唯心論概論》、《佛教徒的信仰》、《佛學思想論譯叢》、《淨土教概論》和《華嚴學》等。其中《佛教徒的信仰》、《大藏經入門》二書不屬於日文譯著,前者是與張大卿居士,後者是與願炯法師一起合譯完成的英譯作品。

十三、
首途回祖國省親

我在遠離故鄉、長年漂泊異鄉三十餘載之後,終於在一九八三年八月間,有機會回到家鄉中國的江蘇省如皋縣探親,及協助祖庭定慧寺復修,在停留的一個月期間,並參訪了南海普陀山、安徽九華山、京滬佛教叢林、如鎮江之金山寺、定慧寺及常州天寧寺、蘇州靈巖山等等幾個大寺院。

這次旅行最大的收獲除了有機會朝山外,也見到了許多高僧大德,讓我從這些大善知識身上,看到及聽到他們除了在惡烈的環境中,堅持理念,努力精進的苦學實修外 ,又肩負起宏揚佛法,培育僧伽的重責大任,為法為教獻身,令人由衷敬佩。

十四、法印寺的遷址及擴大

漸漸地,法印寺在華人社區裡打開了知名度,華僑人口也越來越多。來自台灣、中國、香港、和越南華僑的佛教徒,也都定期前來聚會,信徒漸漸增加了,地方也開始顯得愈來愈狹隘,逐漸容納不下信眾。雖然期間也曾經整修擴建了三次,還是不敷使用。所以到了一九九○年四月,經過護法信眾熱心護持,眾緣和合,隨後便以九十萬美元的代價,購置了地大、但是卻被棄置多年而拋售的 1st Baptist Church,並加以重新整建,也就成為現在法印寺的寺址。當然購屋時,我們的手頭並不寬裕,只有幾萬塊美金,多虧了許多居士們的熱心幫忙,無息借款,還等待將 Monterey Park 的舊寺脫手賣掉,直到一九九五年後約五年的時間,才逐漸把八十幾萬美元的債務清償完畢。

十五、邀請法師協助法印寺的法務

新的法印寺成立之後,地方變寬敞了,但是人手還是很少,於是我便邀請了顯瑞法師和她的同參真立法師前來幫忙料理本寺法務,隨後就成為法印寺正式的成員。在這段期間,還有智華法師、通理法師和聖雄法師,也曾在寺裡幫了不少的忙。由於在法務方面有著顯瑞法師及真立法師的長期鼎力相助,使本寺這些年來的運作非常順暢,逐漸擴大。另外還有許多熱心的居士們,總是不辭勞苦地主動擔負寺院裡各項灑掃、炊煮、停車場義工等雜務,也是法印寺相當大的支柱。

另外由於美國法律限制出家人不得居住在寺院內,於是我們在一九八六年時,也在法印寺附近購置了一座民宅,作為雲霞法師、我、通理法師、及證聖法師的生活起居之用,稱為「知足蘭若」。

十六、設立佛教文教中心

法印寺在逐漸的發展下,先後併購周圍的民宅,後來又添購了左右後邊的二塊土地,目前合併成為十萬英呎的新法印寺。大殿左邊原有的小屋子是一個小的佛教視聽中心,開放流通各類的佛學經典、書籍、與錄音、錄影帶供大眾免費借閱。然而由於佛學藏書與資料不斷增加,再加上南加地區學佛的華人愈來愈多,前來借閱的會員十分踴躍,於是我們就在一九九六年,重建築成煥然一新的「法印寺文教中心」,樓上層樓闢為圖書館,樓下則做為大眾齋堂與廚房。

提起法印寺文教中心的圖書館,可以說是目前美國西海岸規模最大、完全免費對外開放的佛教圖書館,經由滕黎東、高子揚、及圖書館義工居士們的發心協助下,館內中文、粵語、及英文佛學藏書,不但多達三萬餘冊,各種經論、佛學著作、乃至教育、兒童、及保健、心理、醫療等生活性的圖書、錄音、錄影帶、及光碟資料也多達一萬餘件,借閱的會員總數目前已達五千餘人。這座圖書館不但已經成為南加州華人社區裡十分重要的精神食糧,它對於推動佛學文化的貢獻更是不容小覷,頗得大眾一致好評。

而法印寺的代表性刊物「覺有情」,最初只是一份「法印寺視聽通訊」,經過滕黎東及編輯組居士們的長期耕耘,逐漸成長茁壯為一份內容豐富多元、印刷精美、文情並茂的佛學刊物,目前的發行量也達到三千五百本,發行網絡更是遍及美國、加拿大、歐洲、台灣、星馬、澳洲、及紐西蘭等地,廣受讀者歡迎。

在一九九○年至九六年這段期間裡,我忙著主持法印寺的法務之餘,也曾經參與過其他寺院的大型法會與儀典。除了在一九八六年,曾經參加過西來寺的傳戒大典擔任教授和尚外,我也在一九九二年四月應邀回台灣,擔任台灣佛光山傳戒法會之教授和尚,講解《比丘四分戒本》。後來又於二○○一年秋擔任台灣基隆市靈泉寺三壇大戒的教授和尚,這些都是台灣佛教界的大事。

當然,我仍然堅持每年出版一部譯著的理想。我在八七年間出版了《淨土教概論》,八八年出版了《華嚴學》,九一年則出版了《律宗概論》,九三年又出版了《淨土教起源及其開展》。九五年時為了紀念印順導師的九十大壽,出版了一本達四十萬言的《楞伽經親聞記》。同年還出版了《大藏經入門》,九六年則出版了《中國佛教思想論》。

十七、寫出《楞伽經親聞記》的因緣

《楞伽經》是一部很難懂也很難講的經,此經是與禪宗有關,一般人很少有機會聽聞,由於民國三十七年的時候,我曾經在常州天寧寺聽應慈老法師講過這部經,後來民國三十八年到台灣之後,又有機會聽慈航菩薩講「楞伽經合轍」,接著在民國六十四年的時候,第三次聽到印順導師講這部經,不但使我對這部經的理解更加深刻,對於人生的體驗也更加透澈,我當時也把上課的筆記全部仔細記錄保存下來。後來有次與同是導師門生的真華法師的言談中,談起過去同參們聆聽此經的往事,才知道原來當時有人曾將大家上課的筆錄匯交在真華法師處,請他完成一部《親聞記》,後來不幸的波密拉大颱風侵襲,將所有筆錄全淹水泡湯,聽來非常惋惜。

幸好我的筆記當時並未提出,多年後仍然珍藏著此稿,所以才有這部《親聞記》原始資料作為根據,後來西來寺退任住持心定法師來法印寺看我的時後,見我有此資料,上面寫著密密麻麻的小注,及有一本筆錄,他認為這兩本資料希有難得,就勸我早日整理出來,出版流通,廣結法緣。於是我就在導師九十大壽前夕,決定把筆記整理出來,出版這部《楞伽經親聞記》做為紀念,以報導師者對我的法乳之恩於萬一。由於我對這部經很有心得,也下了很多工夫,曾在新的法印寺把這部經講完一遍,一九九八年的時候,我也開始在離法印寺約兩個小時來回車程的 Anaheim 護國禪寺開講這部經,到現在三年多來還沒有講完。

十八、持之以恆的佛學著作及講經說法

雖然每個星期天,法印寺都會舉辦各種共修法會,我也會隨緣開示一個小時,但是為了讓信徒們對佛學有更深刻的瞭解,也是經由信徒們的請求,我便在每個星期五晚間開設「佛學講座」,除了宣講《楞伽經》之外,也講過《百法明門論》和《十住毘婆沙論》。在出版品方面,則陸續出版了《中國佛教思想論》、《念佛思想之研究》、及《百法明門論略解》。

一九九八年時,我還曾經帶領法印寺的一些信徒們,一起去了一趟大陸,參訪四大名山和佛教寺院,回來之後寫了一本《中國佛教名勝巡禮》。另外,其中也出版了一本自己所撰寫的《自珍文集》。《自珍文集》是自己寫作的一些論文、散文作品、在外的演講稿以及一些翻譯作品的《譯後記》加以匯編而成,此書在二○○○年九月出版。之後我在今年〈二○○二年〉時出版了最新的《淨土教思想論》,還有一部《大乘佛經入門》現已出版。又有已譯出的《關於瑜伽師地論》、《十住毘婆沙論研究》、《亞洲佛教思想論》、《中國佛教史論》、《中印唯識教理史》、《四分戒律與大乘戒之研究》等書,因尚未有緣出版,期望將來能於《法印佛學全集》中一起出書,以便中文的佛學研究資料更加豐富。

十九、開講《十住毘婆沙論》的緣由

我一九九八年春天在法印寺講完《百法明門論》後,認為大眾們對於佛教「有宗」已具有一些認識,所以對三論宗的空義應當也該有所瞭解,由於龍樹菩薩的著作都龐大浩瀚,所以最後就想到了文字不多,注重修學菩薩初地與二地行門的《十住毘婆沙論》,此論對於初學菩薩行者,在觀念與行事上都會有很大的啟發與幫助。本論在中國的歷史從古至今都沒有人講過,似乎被遺忘了一般,因為在經藏中遍找不到一部註解本論的註釋,所以只有依靠自己粗淺的佛學知識來依文釋義,依著品目的次第,逐字逐句的為大眾講述。

我除了在每個星期五的「佛學講座」為大眾說本論的偈頌與長行外,本論同時也是星期日共修會上所開示的教材。另外每隔雙週的星期六晚上,我還到洛杉磯淨宗學會開講《十住毘婆沙論》及《攝大乘論》之唯識學。

二十、逐漸茁壯發展的法印寺

目前法印寺在各個方面都蓬勃發展,陸陸續續地添購了幾筆周邊的土地和民宅,除了為寺裡的男眾和女眾分別在興建全新的兩棟現代化僧舍,即將於二○○二年底完工外。正在籌備中的大雄寶殿擴建及全新的地下立體停車場計劃也將於僧眾們遷入新舍後開始動工。

我還特別在二○○○年的時候邀請到來自普陀山中國佛學院畢業、任職佛學院副教務長的宏正法師,前來法印寺協助推展法務,目前他除了在州立大學攻讀學位外,並於單週星期六晚上,為信眾宣講《中論》。

另外有件值得提起的事,是在二○○二年四月份的時候,洛杉磯南北傳各宗派及族裔的佛教組織共同舉辦了盛大的 Vesak 佛誕節慶祝大會及園遊會,我也受邀擔任慶典的主任委員,此次集會吸引了上萬名的當地人潮參與,此次佛誕慶典吸引了西方主流文化的相當重視,當地媒體及美國地方政府也都派員參與盛會,場面盛況空前。

二十一、兒童佛學營的成立

為了避免讓下一代的孩子與中國傳統文化疏離,一方面也有著讓佛法向土地深根的期許,向美國土地灑下菩提種子,使佛教能在西方文化茁壯成長,經由一群熱心年輕佛子、老師、及家長們的全力參與下,法印寺於二○○一年夏天時成立了「兒童佛學營」,佛學營所有的課程,是隨著在美國環境成長的新一代們精心設計,讓兒童在學習東方文化時,能夠有實用及親切感。佛學營的規模,除了逐漸在成長外,還在二○○二年起,舉辦了一連串與文化及生活融合的各式佛教活動,希望藉由寓教於樂的方式,達到潛移默化的效果。活動有「兒童佛學夏令營〈讓愛從這裡開始〉」,「兒童佛學營萬聖節派對〈十方眾生歡聚日〉」,「兒童佛學營冬令布施」,及「兒童佛學營溫馨夜市〈愛因分享而成就眾生〉」等。佛法本來是無分別的,在眾生平等的前題下,本寺是順應著不同文化根性的學子們,創造契理契機的學佛方式,來利他自利,度人自度。

二十二、重建出家的小廟──法華庵

最後關於赴大陸建寺的因緣,則是因為我自己在這五十餘年來,雖然從大陸、台灣到美國,都是處於離鄉背景、漂泊異域的狀態,但是對於家鄉的養育之恩卻一直無法忘懷,飲水思源。

尤其是成為美國公民後,曾前後五度返鄉探親,每次與昔日一起學佛的老友促膝長談,都能感覺到中國佛教的復興,更激發了將我六十幾年前出家的發源地重建起來,回饋當地社會的大願。由於當初我所出家的小寺院法華庵,早已在戰亂中荒廢了,經過江蘇如皋縣佛教協會的會長恆嶽法師許可幫忙,及我的徒弟雪峰法師的奔走,通過統戰部、宗教局的許可,他們分工負責出

面向政府宗教局申辦相關手續,我則負責經費方面的事宜。

回想起來,如果沒有當時的法華庵,也不會有現在能夠遠渡重洋、赴美弘法的我,所以在「知恩報恩」、「飲水思源」的感觸下,我非常願意將自己五十多年來在海外的一點積蓄,回饋給這座成就了我出家學佛之路的家鄉小廟。

目前經由江蘇省宗教局的支持,及雪峰法師大力贊助監工之下,法華庵重建計劃已經在二○○二年的夏天順利展開了。新的寺院格局將比原先的還要寬闊,共有三畝多地,預計在二○○四年就會完工。新的法華庵將有大殿、藏經樓、天王殿及二層樓的廂房,是一個四合廂的建築,希望對未來的如皋縣佛教界能有所供獻。然而由於整個建寺的經費高達約三十餘萬美元,在全球經濟都不太景氣的情況下,本人將不畏艱難,共同為大陸佛教努力,以報法乳恩情於萬一。

二十三、感言──結論

回顧我的一生,其實很平凡,在苦難中長大的我,雖然並不是很順利,但也未曾忘記過佛法,和做一份出家人所應盡的本份。如今在恐怖主義盛行的世界裡,佛法的確是挽救人心之所須,佛教徒們應該能盡一臂之力,扮演穩定社會人心的角色,能夠多做一點事、能發一點光,即使是環境再艱辛,也要在逆境當中踩穩腳步、求安定、求進步、忍辱負重,幫助須要幫助的人,向未來成佛的光明道路上,無所分別,奮力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