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和法師攝於佛教會館。(釋慧慕攝，2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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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和法師攝於佛教會館。 (釋慧慕攝，2002,8) |
達和法師生於民國二十一年(1932)，是苗栗縣通霄鎮人，俗姓黃。因曾經到永光寺閱讀了有關佛教的雜誌，內心雀躍教法的哲理深邃，而萌生出家的動機。到民國四十三年(1954)，依止於大甲永光寺妙然法師座下披剃出家。
達和法師回憶說，出家時雙親的態度截然不同，母親非常理性，並沒有阻撓，只是很貼心的說：「妳考慮清楚，自己認為好就好。」當時社會上普遍存著要修行不一定要出家，以及老了再出家修行也不遲的觀念，加上父親又是儒家思想根深柢固，比較著重於世間法，因此對於法師抉擇出家這一條路，大為反對，甚至在法師出家後，宗親們尚且對法師的父親極力攻擊，這都是因當時對出家無法認同的觀念使然。
法師出家時，台灣僧眾的教育水準普遍低下，那時，一般佛學院所招收的學生當中，很少有高中或初中畢業的，大抵是小學畢業或沒有學歷者。而當時一般人之所以選擇出家一途，大部分幾乎是遇到逆境才出家，雖然達和法師以知識份子的身份而愛道潛輝，卻也經常被質疑-「是遭遇了什麼逆境？為什麼要出家？」。
二. 負笈留日
達和法師於民國四十四年(1955)到月眉山靈泉寺受具足戒。當時台灣有很多在寺院中帶髮修行、持齋的「菜姑」，落髮圓頂者畢竟不多，達和法師出家後不久，旋即披剃，妙然法師就藉機鼓勵其他的住眾落髮，也因此帶動了八位一齊圓頂。
民國五十九年(1970)，達和法師離開常住，隻身前往日本，展開為期十年艱辛的留學生涯。他於民國六十三年(1974)從駒澤大學佛教學部畢業後，繼之勇猛精進，於民國六十六年(1977)，以《俱舍論為中心的業報論》一文，取得駒澤大學文學碩士的學位。到民國六十九年(1980)三月則修畢駒澤大學人文科學博士課程，水野教授鼓勵他取得博士學位才回國，但因為有特殊因緣而於同年八月束裝返台。於民國七十年(1981)開啟了台灣學習巴利文的端緒。
達和法師詼諧地說：「我是被迫到日本留學的」。任教於台大的葉阿月教授，剛回台灣時，達和法師恰巧也離開妙然法師座下，他一直不斷的鼓勵達和法師前往日本進修，當時法師嘗自忖度：「既缺盤纏，又得張羅學費，且健康狀況亦不甚佳，即使能順利的前往日本做學術研究，回國以後還不是待在寺院中修行，又能有什麼貢獻？」，在猶豫不決時，葉教授再逼迫他，所以再仔細想一想：「既然是處於流浪的境地，倒不如到日本流浪，況且到了日本，還可以用打工的方式，解決一切食宿、學費的問題。」之後，就很天真欣然的接受了﹝沒想到入學時必需先繳納一年度的學費﹞。不可思議的是，在臨行之前，出國唸書所需的起碼費用都進來了。達和法師表示，除了感謝葉阿月教授，逼迫他、刺激他、為他辦手續，促成他前往留學的因緣之外，更要感謝眾多的護持者。
達和法師的畢業論文是用日文書寫的，他的日文造詣之深，連日本同學都大為驚訝。因為從小受日本教育的緣故，再加上小學時就喜歡看書、閱讀日本雜誌，長期下來看到日文自然會唸，唸了以後文意自然通達。
台灣佛學院畢業的學生，到日本留學時通常從大三開始唸，而達和法師卻想從大一開始奠基，當辦事人員感到為難之際，恰巧因為水野弘元教授是當時的教務部長，由於得到水野弘元教授的認同，才解決了這一樁難題。達和法師回憶說：「水野弘元教授一直很照顧，同學也都對我很好，在我留學期間，他們都給我很多的鼓勵和幫助。」
日本大學的佛教教育是以學術研究為主，與台灣寺院所辦的佛學院性質完全不同，而在台灣的佛學院畢業後，教育部對其學歷並不認同；然而，日本的佛教大學或一般大學的佛教學部，日本文部省(即我國的教育部) 對其學歷是有認可的。
三. 專研巴利文
到日本後，達和法師專研巴利文，一來是接受葉阿月教授臨行前的建議：「把巴利文學回來」，二來是基於好奇心的使然。駒澤大學規定中文、英文以及德文(或法文)是必修的語文，而梵文、藏文、巴利文可以選修。礙於記憶力不佳的緣故，達和法師說：「雖然理解力很強，但是在一面打工一面讀書的情況下，仍然覺得很辛苦」，但是為了兌現將巴利文帶回台灣的承諾，久而久之浸習之下也逐漸的培養出研讀巴利原典的興趣。
在學習巴利文的過程中，得力於水野弘元、東元慶喜兩位教授的指導，兩位教授都曾經在教務繁忙中，還特別撥空面授。達和法師還說：「東元教授是至性的長者，都選「本生經」講授，是文學性的；水野教授以前在學部所開的課都是巴利佛教的基本教義之類的，後來沒開正軌的課而應愛好巴利佛教的人士(老師與學生居多)之請而開講的都是以古詩或論文為主，是理論性的，.為了多學習不同文體的典籍，所以兩位教授的課，我都全力以赴，一直到返台為止」。
當達和法師到日本留學時，作為研究巴利文原典的工具的日譯《南傳大藏經》已經翻譯完成。從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學界紛紛吸收西洋學術，日本佛教界學者，留學返日的巴利文先驅，積極地栽培後人，參與翻譯《南傳大藏經》者計有三十六位。.後來，研究巴利佛教之風氣興盛。
達和法師完成碩士論文之後，曾返台到佛光山拜訪星雲大師，因此機緣結識了藍吉富教授，藍教授得知達和法師在日本已經譯好《印度佛教史概說》，因此將其付梓印行。當達和法師結束留學生涯返台時，由於藍教授瞭解現代的學術研究趨勢是以第一手資料為主，於是將達和法師介紹給淨行法師，在靈山講堂開講巴利文課程(1981)。
當時來台灣的南傳比丘，一般以布教為主，頂多介紹教理或教唸巴利音，並沒有教導巴利文或以巴利文為研究工具。
四. 推動巴利文的研究
在靈山講堂講授巴利文時(1981)，是採取先開課再招生的方法，由於當時講堂的職員素質很高，都是大學畢業生，所以研讀的學生，都是講堂的執事人員。研讀了一學期(半年)，由於招收不到學生，加上講堂的執事人員忙著辦〈現代佛教〉雜誌，所以課程就為之中斷了。
不久，厚觀法師(當時尚未出家)主動寫信和達和法師聯絡，表示中華佛研所有二十幾位學生(包括惠敏法師及一些在家、出家眾)，對研究巴利文感興趣，於是在松山寺也研讀了半年，後來因為松山寺的場地無法續借，雖然學生們研讀的意願很高，也很努力，但也祇好停擺。
民國七十二年(1983)到民國七十七年(1988)，達和法師受佛光山之邀，參與《佛光大藏經》的編纂。民國七十七年九月，在聖嚴法師的禮聘下，正式在中華佛研所開巴利文的課程，直到民國八十三年(1994)七月，共執教了六年，培養了許多研讀巴利文的生力軍。
民國七十八年三月(1989)到民國七十九年七月(1990)期間，元亨寺將要把巴利文〈大藏經〉翻譯為中文，當時是限於時間，所以從日文《南傳大藏經》翻譯成中文，然後邀請達和法師和楊郁文老師再校對巴利原典，由於耗費時間頗多，楊老師認為比直接翻譯原典的進度還慢，尚且礙於寺院經費問題，後來就放棄了。元亨寺當時是透過水野弘元教授的推薦，指定達和法師協助，雖然翻譯工作因故無法參與，但達和法師當時也在妙林巴利佛研所以一星期講授四堂的進度，指導了三位學生，課程結束後，這三位學生，都被送往斯里蘭卡留學，繼續研究巴利佛教。
達和法師目前仍持續從事翻譯巴利文原典的工作，據悉，跟隨他出家的有五個，其中三個徒弟是住持一方的佼佼者，達和法師微笑著說：「我讓徒弟自由發展」一這種師徒之間無拘無束的相對方式，恐非胸襟磊落者所能為也。
達和法師簡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