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乙法師法相。
(照片來源：釋見曄編著,釋自鑰校訂《走過台灣佛教轉型期的比丘尼--釋天乙》封面)
天乙法師法相。 (照片來源：釋見曄編著,釋自鑰校訂《走過台灣佛教轉型期的比丘尼--釋天乙》封面) |
天乙法師俗名洪金珠，生於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農曆十月五日）。優渥的家庭環境及喜歡讀書的個人特質，使天乙法師有受高等教育的機會，而幼年時於菜堂的熏習及家人對她抱持不婚心態的認同，促使她選擇走入佛門。值得一提的是，天乙法師出家後參與傳戒會的角色及經驗，奠定了她在台灣佛教界的地位。在眾多尼眾中，她會有如此的機緣可能是因為她有令人注目的高學歷－日本東京昭和大學文科畢業，以及獨特氣質的緣故，使得她在求受戒時，便立刻受到白聖長老的重視；而於東山寺的修學，則造就了她經營寺院、領眾弘化的能力。
民國三十六年，天乙法師自日本回國，回國後負責管理家中的糕餅店。三十七年於東山寺剃度，拜圓融為師，法名印儀，字號天乙法師，圓頂後隨即擔任東山寺的當家，民國四十年就已經收了第一位徒弟－乙純，直到民國四十二年（農曆四十一年底）才於台南大仙寺受三壇大戒；可見天乙法師在受具足戒之前，就已經在東山寺領眾、授徒了。
根據悟因法師描述，當時東山寺有兩大優良傳統，第一是實施請執制度；第二是積極從事佛教事業，常舉辦講經說法等活動。在東山寺領執時認識的人脈，成為天乙法師住持一方時的人力資源，天乙法師後來雖離開東山寺，但她仍將這兩大特色落實在自己的道場中。其次，天乙法師的師父－圓融法師，言談及做事方法頗具男眾氣概，教導徒眾時更是嚴厲，但是天乙法師卻採用喝斥的方式來教導弟子，從來不體罰。
台灣早期的出家人非常吃苦耐勞，生活中除了茹素、早晚課誦外，還要為信眾誦經，更得下田、上山農耕……，而修行的生活內容就是這些，東山寺的女眾出家人也不例外，天乙法師受戒前在東山寺的生活就是如此，可能是這樣的生活方式建構出她對「修行」的看法。因為後來她對弟子的要求及期許，也不離這樣的修行內容，同時她所住持的道場，也與東山寺一樣沒有什麼福利可言。
天乙法師在東山寺的執事訓練大抵屬於「管理」及「弘化」兩方面。這樣的經驗在她管理半天岩、興隆寺道場之後，也提供了她改善的根據。天乙法師在東山寺主要的磨鍊來自執事及與其資質有關的工作，包括擔任當家、協助圓融處理佛教會事務、代理佛教會理事長、主持法事、演講、組念佛會並開示，以及帶領剃度弟子等。
至於天乙法師對佛法的了解，除了聽聞受邀到東山寺的外來法師演講外，就是自修。根據悟因法師描述，天乙法師在東山寺修學的短短數年間，便已造就經營寺院、教導徒眾、對外弘法、應對進退的能力，這也是她後來能主持四個道場的主要根柢。
寺院的經營管理
天乙從二十五歲出家到三十三歲參學告一段落，大抵而言，此段時期可以說是她的內修、奠基階段。而從三十四歲住持半天岩紫雲寺開始，到五十七歲往生，這段時間是她一生中的發展時期。在這期間，天乙主要的活動以「寺院經營」及「戒場參與」為主。所謂「寺院經營」主要有二大主軸的管理，一是寺院人事，一是寺院經濟。
天乙管理人事的主要理念來自戒律，強調女眾宜群居而安住一處。她常勉勵住眾，只有老實修行、自己體會，才是真正屬於自己的。住眾在基本生存之外，有學習，能聽到指導的語言，是能夠安住的實質原因。跟據悟因法師的口訪資料顯示，在天乙住持的道場（嘉義半天岩紫雲寺、高雄興隆寺、台北圓通學苑、彰化白雲寺）中，半天岩和興隆寺的人事分配（請執）及管理主要由天乙負責，這兩個道場雖然是由地方人士請天乙前去住持，但寺內所有重大決定都由天乙負責處理，此外，兩個道場的人眾大部分由天乙剃度，有不同於圓通學苑的領導情況出現。
能夠如此，表示她的確有令住眾安住的原因。釋乙純（天乙弟子）敘述她對住眾常勉勵「好好修行」，「福慧雙修」，「不要一直希望別人準備好好的給我們，而是要自己親身努力、磨鍊、體會；不要常想撿別人的甘蔗渣來吃；只有老實修行，自己體會，才是真正屬於自己的。」這樣的開示不異是住眾遇到困境時堅忍安住的指導，而她個人所具備的條件-有法有食，住眾在基本生存之外，有學習，有能指導她們的人，雖然住眾對她又敬又畏，但在喝斥中能夠聽到指導的語言，這才是住眾安住的實質原因吧！
悟因法師說，天乙法師在人事管理上有兩個原則，一個是成者不壞；一個是大執事人身先士卒，要行正法，本身更要勤勞，不要以為自己領大執事，有權利罵人就可以用大帽子亂扣人。
天乙法師在請執與人事管理方面的原則及作法，歸納言之，在請執時的考慮有：人眾能力及團體安定；對人眾領執的主要教導為：執事是神聖的；領執應盡心盡力，以培植福德；尊重如法的請執程序；福至心靈；放捨身心。至於人事分工方面，則重用單一負責人。人事問題之處理則以公平、公正自期，並給予觀念上的教導為原則。
在天乙法師能全權處理的半天岩和興隆寺，其人事管理方面，入眾資格並沒有具體的規定，重在考慮當事人身家清白、是否真要修行，而不是對整個佛教的影響，所以只要符合這原則，大抵都能入寺修行，包括安單與非安單者，而且除了興隆寺的原住眾會剃度自己的弟子外，圓頂者都以天乙為剃度和尚尼。入眾之後的安眾，則先以領執令人眾護持道場、與人相處、在其中自我修行安頓身心。安單眾雖因不領執而令非安單者有次等公民的感覺，但她們對常住經濟有實質作用，在困苦的當時反而有護持經濟的功能。此外，天乙法師因行程緊湊忙碌，寺院管理殆多委託一位負責人總籌，她用此方法掌握寺院的一切。
另一種通常用來安眾的管道是提供住眾福利，關於這方面的設想，天乙的作為幾乎等於零，住眾都得自己想辦法。但是天乙的人眾卻並不因此而多流動，這或許是當時整個佛教寺院大多如此，出家以後能住在寺院道場，只要有得住、有三餐可吃、有執事做、可以修行拜佛、死後功德堂上有個牌位，大家就很知足了。此外，或許也與她能以「法」育眾有關。
修學的轉捩點－親近慈航與白聖長老
民國四十二年春（農曆為四十一年底）天乙法師受具足戒後，回東山寺繼續擔任當家，同年秋冬之際，即展開其個人的參學生涯，直到民國四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晉山半天岩紫雲寺為止。在這段期間，天乙法師先後親近了教界兩位大德-釋慈航和釋白聖，成為她修學生活的轉捩點。
天乙法師在汐止的修學時間雖然很短，但是她有機會用較長的完整時間接觸教理，同時也接受了慈航通俗演講的弘法方式及為佛教發心的觀念。天乙法師還未出家時，就認識了甫到台灣環島弘法的慈航法師。當慈航在民國三十九年從中壢遷到汐止建彌勒內院之後，曾邀天乙法師北上就學，天乙法師答應，但直到民國四十二年十月至民國四十三年五月，天乙法師才有機緣進入汐止靜修院就讀佛學研究班，親近慈航法師，當時慈航法師通俗演講的弘法風格，直接影響天乙法師日後的弘法方式。慈航法師圓寂後，乙法師也離開靜修院，而開始了另一段參學的旅程，這次她從學的對象就是白聖。從民國四十三年九月到民國四十五年二月，天乙法師追隨白聖法師，以傳戒重建大陸佛教於台灣的理念，促使她擔負起教育比丘尼的使命。
天乙法師一生中共有兩次於戒場任得戒和尚尼。第一次是五十九年臨濟寺傳戒，天乙除任大引贊、講《四分比丘尼戒》之外，並擔任得戒和尚尼；第二次是六十五年龍湖庵傳戒，任得戒和尚尼、開堂和尚尼等。尤其任「開堂和尚尼」最具代表性，以女眾身分直接教導女眾演禮，這對台灣戒壇而言，可謂空前創舉。
天乙法師跟隨白聖長老修學的另一個管道就是戒場的歷練。她的第一次參與戒場任引贊師是在民國四十三年九月，當時她才三十一歲，從此之後，直到六十五年龍湖庵傳三壇大戒為止，幾乎在每次戒場中，有白聖就有天乙法師，天乙法師在戒場所扮演的角色也從生澀的引贊、口譯，漸次而能代白聖講戒（如民國六十五年負責講《梵網經》的白聖有事必須離開戒場，就由天乙法師代講兩天），乃至於親自負責講戒，甚至任得戒和尚尼、開堂和尚尼。白聖長老曾讚嘆說：「在台省尼眾中，對尼戒有研究基礎的，除了天一外恐難找到第二人」。
天乙在戒壇講戒的特色是「清楚、開放、大方」。早期由比丘講比丘尼戒，很多戒律細節都有所避諱，無法直言；天乙以女眾的身分講比丘尼戒，也許是突破了比丘講戒的限制，也許是天乙個人自然、開放的個性使然，所以她在講戒時無所避諱。由於戒壇是佛教界長老對新戒諄諄教誨之處，所以天乙講戒時，也把握機會教導比丘尼，其中肯定受戒的意義，女眾出家應有的觀念、儀態，並對女眾習氣以及台灣佛教所獨有的於寺院中「男女共住」等弊病大加撻伐。
天乙法師曾說，身為比丘尼，最基本的要件是「懂尼戒」，懂了尼戒，才知道修行的方法；在修行過程中，更要以敬重戒律的心來持守。天乙法師認為修行以懂戒、守戒為基礎，戒律對個人來說也是如此。
在天乙法師離開東山寺而出外參學的四年多裡，根據悟因法師的推測，天乙法師大抵在基隆及三壇大戒戒場活動。民國四十三年六月，天乙法師追隨白聖於基隆寶明寺聽《楞嚴經》下半部，九月於獅頭山元光寺戒場任引贊師；民國四十四年三月-四月於十普寺戒場任引贊師，四月-十一月隨白聖法師先後在獅頭山海會寺、羅東白蓮寺結夏，任女眾班長，並參與白聖法師於白蓮寺講地藏經法會；民國四十五年一月-二月，於火山碧雲寺戒場任引贊師，十二月-四十六年一月，於屏東東山寺戒場任引贊師。民國四十六年天乙法師到嘉義朴子高明寺講經，並遊半天岩，在十一月二十四日（農曆十月三日）即晉山半天岩任住持。
天乙法師的眼光與魄力在她一生全力投入的兩大志業：「戒場參與」、「寺院經營」中彰顯無遺。從民國四十三年之後，天乙法師追隨白聖長老傳戒，在戒場中，她擔任過引贊、翻譯、講戒、得戒和尚尼、開堂和尚尼等。不管擔任何種角色，她都不斷呼籲戒子：「女眾必須自己教導女眾」，並勉勵她們，不要讓傳統「女性業障比男性深重」的觀念束縛自己：「真正的出家學道，就是要在我們可以發揮的範圍內努力！」這種突破性的說法，令當時參與過戒場的人記憶深刻。
天乙法師於民國六十五年籌備龍湖庵傳戒時，曾計劃「單傳尼戒」，進一步推動「女眾自己教導女眾」的理想，不料消息一出，各方反對聲浪接踵而至，但她堅定地認為：「尊重是尊重，行動是行動」，並清楚地知道：「你們（指比丘）反對純傳尼戒，所緣的只是『慣例』，在戒律是站不住腳的，從戒律上來看，我可以這樣堅持。」雖然後來因各方反對而改回舊制，但女眾仍是「二部僧中授」，天乙法師更以「開堂和尚尼」的身分直接教導女眾演禮，這在台灣佛教界可說空前的創舉，說明女眾可以獨立於男眾之外，在戒壇直接教導女眾。
除了參與戒場，教育比丘尼外，天乙法師提倡「比丘尼自己教導比丘尼」，她一生住持四個道場-嘉義半天岩紫雲寺、高雄興隆寺、彰化白雲寺、台北圓通學苑。由於專研戒律，所以對寺院的管理理念也來自於戒律，認為女眾宜群居一處，過共住、共修、共學的生活，她抱持的理念是：「女眾要互相扶持」、「比丘尼事比丘尼決」、「女眾修行要靠自己，不要依賴男眾」，這樣的風格不但落實在她自己住持的道場，也在她常挺身處理問題的其他女眾道場間。
不要拿現有的限制及環境因素，當成是自己不肯精進的藉口，這是天乙的觀念-「真正的出家學道，就是要在我們可以發揮的範圍內努力。」天乙一直強調「比丘尼對佛教的責任」，落實的步驟以提昇比丘尼素質為要，比丘尼素質的提昇，除了由比丘尼教導比丘尼之外，還可以「組織比丘尼僧團」來實踐。
回饋白聖知遇之恩
追隨白聖學習以及後來陸續在戒場的磨鍊，不只使天乙法師奠下教理的基礎，更熟悉戒壇的運作軌則，對透過戒壇管道教育比丘尼生出無比的使命感，其能力與見識皆具，是白聖推動傳戒時的得力助手。相對地，她的才華不但為白聖所愛惜，而她也確實是白聖接觸台灣佛教，以至能深入影響台灣佛教的重要橋樑。四十年初期的結夏參學，不可不說是天乙法師當代佛教界能佔一席之地的重要契機，難怪天乙法師會向弟子們說－「受戒是她個人修學的轉捩點之一」，若無受戒的因緣而受到賞識，她就沒有追隨白聖聽經、結夏，乃至於入戒場發心，終至完成重要志業的一切機緣。
有鑒於此，天乙法師以延續白派法脈及照顧中國佛教三藏學院畢業的女眾學僧，來回饋白聖的知遇之恩：
一、延續白派法脈：
早在民國五十年，白聖第一次在台灣傳法，即以天乙法師為第一位女眾法子，並為取法名「定覺」。天乙法師同時肩負二條法脈，就在她住持的四個道場中，從所收的弟子間傳了下去。
二、照顧中國佛教三藏學院畢業的女眾學僧：
民國五十二年，由於白聖為了要安頓自三藏學院畢業尚未找到道場安住的女眾，而接下圓通學苑時，就特別請天乙法師任學苑住持，以統領這群沒有台灣寺院生活經驗的女眾們。當天乙法師擔任住持期間，因各方女眾在師承、經驗、觀念上，彼此之間有相當的隔閡，使得天乙法師在處理人事時深感棘手。即使如此，當有人建議她向白聖請辭住持時，她還是以「人要重允諾，我受師父之託！」－而堅持直到嚥下最後一口氣，才把照顧學苑僧眾的責任交回白聖手中。
至於白聖愛惜天乙法師的才華，也在他〈回憶天乙法師尼師一生的事蹟〉文中表露無遺：
又我每次為她作佛事時，總是想到，我年近八十，所謂「八十老翁悼青年」，我是來日無幾，她還只五十餘歲，正是發心為佛教宏法度生之時，怎可一旦逝世捨去一切不顧，反而遺留一些未了的工作要我這形將入土的老朽，去完成她的遺志。說來亦不勝悲切之至了。
天乙在戒壇的參與及表現，不僅凸顯其個人的貢獻，也說明了她在佛教界的地位及重要性。說天乙為比丘尼爭取在教界及社會上的地位，而為光復後台灣佛教比丘尼的楷範，實不為過。日據時代台灣佛教半僧半俗的狀況，自光復後的民國四十二年起，因白聖等極力推動三壇大戒之傳授而漸回歸中國的傳統，其中天乙的參與戒壇，則不但協助白聖使當時台灣佛教的「菜姑」過渡為「比丘尼」，更使比丘尼眾得以因應知識日漸普及全民的時潮，而在佛教界、在社會上擁有自己的天地。
「女眾可以在佛門奉獻什麼？」－天乙法師一生以她的身教、言教不斷帶動、示範，使得比丘尼在佛教及社會中的角色更為明確，也證明尼眾也有魄力、膽識來承擔佛教志業。
資料來源：《香光莊嚴》第五十七、五十八期；《釋天乙》－走過台灣佛教轉型期的比丘尼。
***本文經悟因法師指正；黃美英彙整；2002/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