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教團、儀式、權力:東亞文化交流中的天台佛教=Sangha, Rituals, and Power: Tiantai/Tendai Buddhism in East Asian Cultural Interactions |
|
|
|
著者 |
郭珮君 =Kuo, Pei-chun
|
出版年月日 | 2019 |
ページ | 269 |
出版者 | 國立臺灣大學 |
出版サイト |
https://www.ntu.edu.tw/
|
出版地 | 臺北市, 臺灣 [Taipei shih, Taiwan] |
資料の種類 | 博碩士論文=Thesis and Dissertation |
言語 | 中文=Chinese |
学位 | 博士 |
学校 | 國立臺灣大學 |
学部・学科名 | 歷史學研究所 |
指導教官 | 周伯戡 |
卒業年 | 107 |
キーワード | 天台佛教=Tiantai/Tendai Buddhism; 東亞文化交流= East Asian cultural interaction; 儀式文本=Ritual texts; 護國=state-protection; 天台座主=Tendai zasu |
抄録 | 佛教東傳至中國並輾轉透過朝鮮半島傳入日本,日本佛教的歷史始終與文化交流息息相關,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可說是日本天台宗的成立。天台宗是日本佛教史上最重要的宗派之一,深刻影響佛教在日本的發展。天台宗以中國的天台山為名,彰顯的正是其與中國佛教密不可分的關係。 本文以天台佛教為主題,將以教團、儀式、權力三者為切入點,思考東亞文化交流中的天台佛教特質。天台佛教成立後,不可缺乏實際奉行此種教學的教團。天台佛教教團具有明確的地域性,除了天台山國清寺所在的台州、明州一帶,荊州玉泉寺也是重要的據點。在唐代,天台佛教並未與京城佛教界或是中央統治階級產生密切的聯繫,而是作為地方性的佛教。不過,天台佛教雖然偏於一方,卻因為鄰近港口,而具有相當程度的國際性。在佛教文化交流的歷史上,可以發現天台佛教曾經傳播至日本、韓國,也曾逆向地由日本、韓國輸入漢地已佚失的佛教文本,這種互動關係使得天台佛教成為東亞佛教文化交流中的一種重要資源。 佛教文化作為一種資源,其內涵可以分為許多層次。首先,特定的教學傳統定義了教團的基調,對於特定經典的詮釋,是義理研究的範疇,也是過去佛教研究的主流。儀式,也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教團內部往往存在各種的儀式規範,這些儀式規範反映出教團、教學傳統認同的價值觀。本文以天台佛教中成文的儀式文本為考察對象,正是希望能夠理解天台佛教如何看待以皇帝為首的統治階級。隨著天台佛教的傳播,儀式也作為天台佛教論述資源的一部分,被新教團所認識。日本天台宗建立的過程中,如何運用來自漢地天台佛教的儀式資源?這些資源如何被轉化?所謂東亞文化交流中的天台佛教,正是考察天台佛教作為一種資源,透過文化交流而逐步成立的過程。 天台佛教以活躍於陳隋之際的智者大師智顗(538-597)為祖師。智顗率弟子入天台山修行,從此確立了天台山在中國佛教中的位置。若以《國清百錄》為依據,觀察智顗創作的儀式,可以發現當中特別重視以皇帝為頂點的統治集團,透過制度化的佛教儀式規範,具有一定程度的護國性質。考察智顗與統治者的互動關係,更可以確認智顗雖然以遠離政治核心的天台山為據點,卻從未斷絕與統治階層的聯繫。不過,此種天台佛教護國的概念卻未如同陳隋時期受到唐代統治者的注意,主要原因在於唐代政治中心不同於南朝,位於遙遠的關中地區。儘管在唐代其他佛教文獻中仍可觀察到與天台佛教共通的護國性質,唐代的天台佛教卻因為遠離政治中心長安,仍不受到統治者的青睞。 唐代的天台宗侷限於明州一隅,卻因日本入唐僧作為中介者,而於日本發揚光大。九世紀初期,自天台山請益後回到日本的最澄(767-822),在桓武天皇(737-806,781-806在位)的支持下,以比叡山為據點建立了日本天台宗。比叡山的建立,可以視為最澄以及其後繼入唐僧對於中國天台佛教的再現。來自中國的經典、器物,都成為日本天台宗正統性及宗教權威的來源。另一方面,透過《三部長講會式》等日本獨有的天台宗儀式文本,則可以觀察到日本天台宗的在地性創造。無論是日本國的地理區劃,還是未見於中國佛教文化中的日本神祇、御靈,都說明日本天台宗在佛教儀式上吸收當地固有文化的現象。特別是,《三部長講會式》中反覆強調東方阿閦佛,不同於漢地天台宗佛教儀式中慣用的十方佛,反映出此一時期日本國家對於自身作為東方之國的認識。儘管這種創造性詮釋不斷強化日本天台宗的獨立性,比叡山僧眾仍堅信其佛教一脈相承自中國天台山。日本中世天台宗的百科全書式資料集《溪嵐拾葉集》,建構日本天台宗的護國系譜,重視的正是最澄與天台佛教護國思想的聯繫。 事實上,從佛教儀式文本創作的角度考察,平安時代的日本天台宗的確具有許多創新。佛教儀式在平安時代並不單具有宗教意義,經常更富有濃厚的政治意涵,例如和平安王權緊密結合的御齋會。平安時代中後期,教團內部出現了一股儀式創作的風潮,其中最為出名者當推源信(942-1017)。源信有諸多作品傳世,包括逆輸入回中國的《往生要集》,可說是日本天台淨土教發展的重要推手,在日本更被視為日本佛教脫離中國佛教的重要里程碑。源信曾編撰一系列講式,作為特定儀式流程的操作手冊之用。觀察這些講式內容,可以發現源信在參考既有儀式流程的同時,並不拘泥於經典闡述,展現出極高的創作力,但核心仍是對於天台佛教論述資源的認識與吸收。與之相較,宋代的遵式(?-1015)雖然亦是天台淨土教的先驅,也有大量創作傳世,其儀式相關作品卻是嚴格地按照經典所述,展現出較強烈的文本權威思想。 最後,觀察平安時代天台宗的歷史發展,可以發現天台宗建立之初與天皇的聯繫及護國宣言深刻影響到其教團特質。從天台座主、俗別當為首的比叡山寺院管理體制,可以觀察到日本天台宗直屬於以天皇為首的日本國,而不屈於既有僧官體制之下的現象。同時,天台座主的補任狀況也透露出天台宗以護國之名,行護國之事,而不願受攝政、關白掌控的情形。這種與政治勢力之間的交涉與衝突,也激發了天台宗內部的矛盾,使得山門派、寺門派的對立更加嚴重。最終,隨著鎌倉幕府的成立,天台宗的護國論述難以為武家政權援用,新興的禪宗亦在發展過程中強調其護國效益。政治社會的轉變,使得日本天台宗在平安時代的興盛後迎來一段相對的低潮期,直到德川政權建立又再次成為當政者援用的護國理論依據。
Japanese Buddhism was introduced from Korean Peninsula and China at the beginning, so the history of Japanese Buddhism can also be represented as a history of Cultural Interaction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examples is the establishment of Tendai school in the ninth century. Tendai school became one the most powerful schools in Japanese Buddhist history, and highly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Buddhism. Tendai was named after the Tiantai school in China, and it revealed their tight connections within the East Asian Buddhism. My dissertation takes sangha, ritual, and power as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o inspect Tiantai/Tendai Buddhism, in order to consid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iantai/Tendai Buddhism within East Asian cultural interactions. First, take sangha for example, Tiantai community were active around Taizhou, where Temple Guoqing located, Mingzhou area, and Temple Yuquan in Jingzhou. In Tang dynasty, Tiantai Buddhism had no clear connection with capital city or central government and kept its locality. At the same time, Tiantai Buddhism was highly international for its location. Tiantai texts have been introduced to Korea and Japan, and sometimes imported back to China as well. That is, this kind of interaction has made Tiantai Buddhism important resources in East Asian cultural interactions. Buddhist culture as resources can be related to different meanings, and ritual is one of them. Sangha defines their own rituals, and rituals reflect values they share. Inspecting ritual texts of Tiantai/Tendai Buddhism can help us understand how they regard the ruling class headed by emperor. With the transmission of Tiantai/Tendai Buddhism, rituals as part of the discourse resources were also comprehended. Thereafter, how would Japanese Tendai school utilize these ritual resourc |
目次 | 中文摘要 iv Abstract vi 凡例 ix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文獻回顧 4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19
第二章 隋唐天台佛教護國傳統的建立與流傳 23 第一節 智顗與早期天台佛教的成立 23 第二節 天台佛教護國概念的表現 28 一、 陳隋之際國家政權與天台佛教的護國思想 30 二、 智顗〈敬禮法〉的護國性質 38 第三節 唐代政治社會中的天台佛教 45 一、 唐代的天台佛教 46 二、 日本入唐僧圓珍所見的天台佛教 48 第四節 唐代其他佛教文獻中與天台佛教共通之特質 56 一、 智昇《集諸經禮懺儀》所收《十方佛名經》 57 二、 圭峰宗密《圓覺經道場修證儀》 66 三、 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的五臺山佛教儀式 71 四、 敦煌寫本中的禮懺文 75 第五節 結語 83
第三章 東亞天台佛教的護國系譜: 日本天台宗的再現與創造 85 第一節 天台佛教的再現:比叡山的昇化 85 一、 最澄與比叡山延曆寺的建立 85 二、 天台山王與比叡山王 89 第二節 日本天台宗的在地創造:《三部長講會式》 99 一、 《三部長講會式》中的日本在地創造 100 二、 東方佛崇拜與日本國家認同 106 第三節 《溪嵐拾葉集》所見日本天台宗的護國傳統 112 第四節 結語 118
第四章 中日天台宗的佛教儀式創作: 惠心僧都源信與慈雲大師遵式的比較 120 第一節 儀式在古代日本佛教中的意義 120 第二節 平安時代天台宗佛教儀式的特色與創新 123 一、 惠心僧都源信 124 二、 授戒儀式的再編:《出家授戒作法》 130 三、 師僧追善儀式 132 四、 從講式創作看源信的經典引用 137 第三節 宋代的天台宗復興:以遵式的儀式作品為例 148 一、 慈雲大師遵式 149 二、 授戒儀式的再規範:〈授菩薩戒儀式十科〉及〈授五戒法〉 151 三、 師僧齋會儀式:天台智者大師齋忌禮讚文 156 四、 懺悔儀式作品中展現的文本權威思想 159 第四節 結語 167
第五章 平安時代天台宗的寺院管理體制: 護國思想與攝關政治的交涉 170 第一節 天台佛教與日本古代王權 170 一、 奈良時代的天台佛教 170 二、 平安時代日本天台宗的成立 173 第二節 平安時代比叡山延曆寺的寺院管理體制 176 一、 比叡山延曆寺天台座主 177 二、 延曆寺俗別當 183 第三節 延曆寺與政治勢力的交涉 184 一、 平安時代天台座主補任情況 185 二、 天台座主宣命爭議 190 三、 藤原氏與日本天台宗 201 第四節 武家政權與禪宗帶來的挑戰 212 第五節 結語 218
第六章 結論 221 參考文獻 229 附錄一:智顗〈敬禮法〉 245 附錄二:最澄《三部長講會式》內容對照 249 圖目錄 圖1 論文概念示意圖 20
表目錄 表1 〈敬禮法〉敬禮對象 40 表2 〈敬禮法〉祈願對象內容 50 表3 《行歷抄》紀錄內容與〈敬禮法〉之比較 55 表4 《集諸經禮懺儀》所收《十方佛名經》與〈敬禮法〉五悔之比較 61 表5 《集諸經禮懺儀》所收《十方佛名經》與〈敬禮法〉三歸依之比較 64 表6 敦煌文書祈願對象之比較 82 表7 《三部長講會式》結構對照 101 表8 平安時代天台座主補任情況 186 表9 平安時代智證門徒補任天台座主情況 210 |
ヒット数 | 419 |
作成日 | 2021.11.16 |
更新日期 | 2023.01.16 |
|
Chrome, Firefox, Safari(Mac)での検索をお勧めします。IEではこの検索システムを表示できません。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