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本願寺石刻看唐代獲鹿的地方社會
劉淑芬
勞貞一先生九秩榮慶論文集（簡牘學報第16期）
頁119-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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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由於中古史的文獻多集中在都城，或者是少數幾個地區（如楊州、廣州等地）的記載，所以，前此中古史的研究也多限於當時都城或少數幾個大區域的研究。近二、三十年來興起的「微觀研究法」（icro--analysis），乍看之下，似乎很難運用在中古史的研究上。所謂的微觀研究法，簡言之，包括以下幾點：縮小研究的範圍、強調精讀少量相關的原手文獻、集中在一個較小範疇現象的研究、重視下層階層的研究、以及精英和平民文化的交互作用，並且使用相關的研究方法以進行研究。值得慶幸的是，迄今還有大量中古的石刻資料尚未被善加利用，如果我們妥善地運用其時的石刻----特別是當時大量教的石刻資料，選擇恰當而有意義的題目，這種研究方法還是可行的，並且可提供中古史研究新的突破。
本文係透過在河北獲鹿縣（即今河北獲鹿）九個唐代佛教的石刻，研究當時此一地區的社會和佛教。它具有以下二重意義：第一，它是透過一個地方寺院歷史，延伸至當地歷史的研究；期望這個嘗試可中古地方史研究的一個起始。第二，它提供了我們從另外一角
度去了解中古時期佛教的發展。中古時期是中國佛教從發展到趨於極盛的時代，在其流佈發展的過程中，僧人和寺院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
。迄今有關的研究大都集中在都城的名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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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和少數高僧（註1）。至於地方的寺院則少有人注意，有則亦從國家政策的觀點來看（註2）。然而，其時佛教的流傳興盛，遍及於鄉村和都市（註3）；又，當時佛教僧人數目非常可觀，若僅注意少數高僧，實難以窺其全貌。因此，若要對中古寺院、僧人，乃至於中古佛教有更全面的了解，勢必不能僅從都城的大寺來看，而需兼顧地方寺院，以及那些名不見史傳僧人們的研究。本文所探討的主題----本願寺，它就是一個地方寺院，透過這個佛寺及其僧人的考察，以及他們和地域社會的互動關係，有助於我們對中古地方的佛教與社會，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有關中古地方寺院的資料，只能諸於寺碑、造像、刻經、經幢等石刻資料。獲鹿本願寺共有十個佛教的石刻，（今去向不明）值得注意的是：這十個石刻中，除了一所元代的經幢之外，其餘九個石刻都是唐代所建立的，而且集中在武則天長安二年（702），以迄唐玄宗天寶四年（745）的四十餘年之內。從這些石刻的內容，可知在這段期間，本願寺的僧人率同信徒建造山門、銅鐘、佛塔等寺院硬體設施，並且建立佛像、刻經碑和經幢；很顯然地，這四十餘年是此寺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很可能也是它的全盛時期。本文意圖藉著這九個唐代的石刻，以及相關史料，探討本願寺在這一時期中的發展，兼以了解其時獲鹿的地方社會。
本願寺九個唐代的石刻是：建於長安二年的尊勝蜜多經幢、中宗景龍中（707-710）所建的兩所尊勝經幢（一幢上僅有題名，一幢上僅刻經文）、開元七年（719）鐫刻的<金剛經碑>、開元九年（721）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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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 ：以研究北魏洛陽和唐代長安、洛陽的寺院為最多，其中最有系統的是中國陝西三秦出版社的《長安佛教研究叢書》，分別以專書敘述唐代長安的寺院，一寺一書。
註2 ：如顏尚文<隋「龍藏寺碑」考（一）----定州地區與國家佛教政策關係之背景>，《第二屆國際唐代學術會議論文集（下冊）》，台北，文津書版社，1993年，頁937-969。
註3 ：劉淑芬<五至六世紀華北鄉村的佛教信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1卷第2分，1993年，頁497-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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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尊勝經幢、開元初所建的經幢（註4）、開元間所建的<本願寺三門碑>（註5）、刻於開元二十六年（738）（本願寺銅鐘銘）（註6）、以及刻於天寶四載（745）的<本願寺造舍利塔并石象碑>（註7）。這九個碑刻，可以說是本願寺史最直接的見證，它清楚地顯示，從唐代武則天至玄宗時代，是此寺發展的一個重的時期。
二、本願寺史
（一）本願寺發展的背景
本願寺位於今日河北獲鹿縣。獲鹿縣原稱鹿泉縣，因為它的西邊有故井陘關（又稱土門關），在歷史上曾經好幾次成為重要的戰場，而贏得了「趙地咽喉」之稱（註8）。漢代此地是常山郡石邑縣的一部分，至隋初，分常山郡石邑縣地，置鹿泉縣，屬并州。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改井陘邵為井州；四年（621），劃鹿泉縣屬井州。唐太宗貞觀十七年（643），廢井州，復為井陘縣，和鹿泉縣並隸屬恆州（註9），玄宗天寶十五年（即至德元年，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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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4
：《常山貞石志》，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十八冊，台北，新文豊出版社，1977年，卷8，頁13，<蓮花座題名>，其題刻中有「□（為）國敬造石幢一所」，故知此為一經幢之幢座。
註5 ：同前書，卷8，頁22。
註6 ：同前書，卷9，頁21，<本願寺銅鐘銘>，此鐘及鐘樓在開元十九年便已完工。
註7 ：同前書，卷9，頁22-25，<本願寺造舍利塔并石象碑>。此舍利塔和佛像在開元八年即已完成。
註8
：俞錫鋼主修、曹鑅纂《光緒獲鹿縣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卷1，頁56。
註9 ：《舊唐書》，卷39，<地理二>，鎮州條，並井陘、獲鹿縣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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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當時安祿山僭號東京，賊氛漸逼，所以將鹿泉縣改稱獲鹿縣，是取平定、擒獲安祿山之意，做為一種厭勝（註10）。
本願寺建於唐代以前，因此，它其實是在北朝以來河北佛教興盛這個大背景下創建的；至於它能有進一步的發展，而達到其最盛期，則部分要歸因於唐高宗和武則天時代佛教發的新契機。
本願寺的歷史是在漢末以降河北佛教興盛這個大背景下揭開序幕的。二世紀以降，大乘佛教就已經在河北地區傳佈了（註11）；從第四世紀中葉開始，由於先後割據華北部分地區建國後趙和前秦的君主，受佛圖澄、道世等高僧的影響，尊崇佛教，上尤下效，佛教發展迅速；特別是以後趙都城所在的河北地區，以及前秦符堅初起的長安，佛教甚為興盛。因此，四世紀末北魏拓跋珪起自山西，向東拓地時，便不得不尊重這個社會事實，尊禮佛教，《魏書•釋老志》云：「太祖平中山，經略燕趙，所逕郡國佛寺，見諸沙門道士，皆致精敬，禁軍旅無有所犯。」及太宗明元帝（409-424）時，北魏的領土向南擴張至河南，更以僧徒來緩集被征服的民眾：「京邑四方，建立圖像，仍令沙門敷導民俗。」這裡說「仍令沙門敷導民俗」，可知前此北魏拓地時，即採取此一政策，河北地區自然也不例外。因此，北魏領地內，無論是城市或鄉村，佛教都很流行興旺；佛教徒不只熱中於造像活動，也流行組織叫做「義邑」或「法義」的信仰團體，以從事宗教活動（註12）。在北魏宣武帝景明四年（503）至正始元年（504），前後僅約一年的時間內，河北涿縣當陌村的居民所組織的「法義」宗教團體，便建造了三個佛像碑（註13）。此一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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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0 ：《常山貞石志》，卷8，頁12。
註11 ：顏尚文，前揭文，頁950。
註12 ：塚本善隆<北魏建國時代の佛教政策と河北佛教>，收入：《塚本善隆著作集第二卷：北朝佛教史研究》，東京，大乘出乘社，1974年，頁5-20。
註13 ：劉淑芬，前揭文，頁536-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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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隋代仍是興旺不替（註14），唐代本願寺也有邑會及其活動的紀錄。
由於北魏以來河北佛教興盛，新譯經典在此地的流傳也很迅速；唐代本願寺所建立五所經幢，就是新譯經典在河北地區流傳的一個明證。石經幢是至唐代才出現的一種新的佛教石刻，上面所刻的是《佛頂尊勝羅尼經》。在高宗時代，此經才傳入中國，由於其內容極具吸引力，加上其梵本傳來的的傳奇故事，使得此經漢譯之後，便迅速流傳開來（註15）。在此經譯出不到十年之內，它就已經被選為石劇佛經的題材之一，武則天如意元年（692），史延福便在龍門摩崖上鐫刻此經。本願寺紀年最早的一所尊勝經幢，建於武則天長安二年（702），則是現今所知年代最早的經幢。由此可見：在武則天時代，河北地區不僅有佛教界最新的資訊，而且在經幢的建造上，也是開風氣的先驅者之一。
就石刻所見，唐高宗迄玄宗天寶初年是本願寺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這可為唐代佛教自高宗以後始大為興盛這一點，提供一個佐證。唐代佛教之盛，實始於高宗之世，就當時的寺院數目和現今所見其時的寫經題記而言，都清楚地顯示了這一點。陳寅恪<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彙編序>一文，從寫經題記以繫有隋代和唐高宗武則天年號者為最多，論及其時佛教之盛。他認為這和當時皇帝的態度有關：隋代皇室自楊堅以下，即甚崇佛，以致於當時「民間佛經多於六經數十百倍」；及至唐代，高祖、太宗並不崇佛，至高宗之世，因武則天之母為隋代觀王雄之後，加以武周革命時，嘗藉佛教教義，以證明其政治上特殊地位之故（註16）。因此，從唐高宗之時，佛教因帝室的提倡而趨於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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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4 ：河北佛教很盛，隋代有佛會活動，《隋書•酷史•王文同傳》：「及（煬）帝征遼東，令文同巡察河北諸郡。....（文同）求沙門相聚講論及長老共為佛會者數百人，文同以為聚結惑眾，盡斬之。....帝聞而大怒，遣使者達奚善意馳鎖之，斬於河間，以謝百姓。」
註15 ：劉淑芬<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與唐代尊勝經幢的建立----經幢研究之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7卷第一分，1996年，頁150-155，頁162-172。
註16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台北，里仁出版社，1981年，頁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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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從寺院的數目，亦可看出唐高宗至玄宗開元時期，是唐代佛教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太宗貞觀二十二年（648）時，「海內寺三千七百一十六所」（註17），至高宗乾封元年（666），詔「天下諸州各營一寺」，全國佛寺因而增至千餘所（註18）。隨著帝室的提倡鼓勵，佛教日益昌盛，至開元末，全國佛寺增至五千三百五十八所（註19）。
（二）建寺的年代與傳說
關於本願寺之名，「本願」梵語作"Purvapranidha"na（註20），因位的誓願之意，係指佛、菩薩過去所發的誓願。由於唐代駐錫本願寺的僧人都不是名僧大德，所以無從追究它是屬於那一個宗派的寺院。另外，它究竟是在何時？何人所創建的？也都不得而知。
本願寺具體建寺年代不詳，僅知此寺創建於唐代以前。明、清兩代所修的《獲鹿縣志》，都稱此寺建於開元八年（720）（註21）；然而，從本願寺的最早紀年的石刻係建於長安二年（702），可知建於開元年之說不確。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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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7 ：慧立本釋、彥悰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50卷），卷7，頁259上。
註18 ：唐•道世《法苑珠林》（大正新修大藏經，第53卷），卷100，<興福部>第五，頁1027下。
註19 ：<唐六典>，卷4，尚書禮部、祲部郎中員外條：《舊唐書•職官二》：《唐會要》卷49，「僧籍」。張弓，<唐代佛寺群系的形成及其布局特點>，《文物》，1993年，第10期，頁69。
註20 ：《望月佛教大辭典》，東京，世界聖典刊行協會，1973年，八版，頁4679上。，另，日本京都有「東本願寺」和「西本願寺」，和鹿本願寺並無任何關係。
註21
：明•俞憲等《嘉靖獲鹿縣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第一冊，上海店，1990年，卷4，<祀典>，寺觀，本願寺條。頁8。•韓國瓚等重修《乾隆獲鹿縣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卷4，祀典，頁五。《光緒獲鹿縣志》，卷6，祀典，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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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本願寺石刻的內容更清楚地說說明：此寺早在唐代以前就已經存在了，不過，在唐代以前此寺的歷史並不清楚。
本願寺兩個唐代石刻都說：此寺為一古剎，是阿育王所造的八萬四千靈塔之一。刻於開元十九年的<本願寺銅鐘銘>稱：「有旨哉！伊本願道場，昔鬼工所卜，即輪王建塔之地。」（註22）另一建於開元年間的<本願寺三門碑>也說：
本願寺者，昔在育王之所建也，在趙之鹿泉，鹿泉□□（下缺）....常山為鎮，俯仰形勝，為百城之宗。案育王蓋飛行之帝也，以鐵輪為□□盡有□□（下缺）....惟□圖，乃分遣鬼雄，大建靈塔，所設八萬有四千，建塔亦如之（註23）。
據佛經說，紀元前三世紀，統一印度的阿育王，信奉佛教，在其國境內建造八萬四千寶塔（註24）。在中國和日本都有阿育王塔存留的傳說，唐代僧人道世所撰的《法苑珠林》第三十八，記中國境內有二十一個阿育王所造之塔（註25）。其實，阿育王的領土並不及於中國，中國境內的阿育王塔當係一種附會；又，此二十一個阿育王塔之中，也沒有本願寺之名，可知唐代佛教界並不認定此寺為阿育王所造塔之地。然而，開元時期本願寺的碑文卻將其附會為阿育王造塔地，這可能有兩個原因：一則因本願寺並非官寺，二則此寺亦非名僧駐錫的道埸，寺院僧人可能為了增加此寺的聲望及其對信徒的吸引力，而做此託附。
（三）唐代本願寺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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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2 ：《常山貞石志》，卷9，頁18。
註23 ：同前書，卷8，頁20-21。
註24 ：《阿育王傳》，《大正新修大藏經》，第50卷，卷第一，頁101-102中。《阿育王經》，《大正新修大藏經》，第50卷，卷第一，頁134下-135中。
註25 ：《法苑珠林》，《大正新修大藏經》，第53卷，卷第38，感應緣，頁584下-585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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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願寺石刻文字中，對於唐代以前本寺的歷史都是一筆帶過，將之附會阿育王建塔的傳說。由此可以推想，唐代以前此寺可能僅是一所規模不大的地方小寺院。入唐以後，此寺發展的很快，而在開元年間達到其最盛期。
開元年間的本願寺的規模，除了佛寺殿堂、鐘樓、舍利塔之外；在其殿堂之內，還有一高二丈八尺規模宏偉的佛像。從碑文所記，可知此寺在唐初曾經過一番整修，<本願寺三門碑>云：「太宗位天，光復釋舊。開皇福地，盡舉而存故，茲離正可知也。有若法宇禪居，率皆增□□....」（註26）<本願寺銅鐘銘>也說：「皇唐統天，增壯厥構。」（註27）不過，唐初此寺可能僅有基本的堂殿；此寺陸續修建寺院大門----又稱之為「山門」、「三門」（註28），以及銅鐘、鐘樓、舍利塔，乃至於大佛像，則是高宗以後才建立的。高宗時，麴名昉等人倡修寺院三門，在誌此門完成的碑文中，並未提柔先前建有三門。又，在開元十七年以前，本寺的銅鐘規模有限，可能也未建鐘樓。<本願寺銅鐘銘>形容唐初時此寺的情形：「皇唐統天，增壯厥構，雖台殿有赫，而鐘□未確。曰都維那慧仙、寺主道瑗、上座慧超等，....昌議改作。」（註29）本願寺的銅鐘和鐘樓、舍利塔，以乃此寺有名高二丈八尺的石佛像，都是在開元年間完成的（註30）。在開元以後，就幾乎沒有關於此寺的文獻可資追尋，石刻資料顯示：天寶以後，本願寺的發展似乎漸趨於停滯，證諸歷史，也確可能有此結果，主要是由於安史之亂對本地建造成直接破壞的緣故。安祿山叛變初期，獲鹿所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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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6 ：《常山貞石誌》，卷8，頁21。
註27 ：同前書，卷9，頁18。
註28
：寺院之門，稱之為「山門」或「三門」，象徵空門。無相門、解脫門三門，有作三門者，也有僅有一門者，皆稱之為三門。《釋氏要覽》卷上：「凡寺院有開三門者，只有一門亦呼三門者，何也？《佛地論》云：「大宮殿喻法空湟槃也。三解脫門，謂空、無相、無作。今寺院是持戒修道，求至涅槃人居之，故由三門入也。」
註29 ：同註27。
註30 ：《常山貞石志》，卷9，頁18-22，<本願寺銅鐘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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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常山郡及其鄰近地區便是主要的戰場之一。天寶十四載（755）十一月，安祿山反唐，起兵范陽，河北原在其統屬範圍之內，所過州縣，望風瓦解。至十二月，平原太守顏真卿、常山太守顏果卿、長史袁履謙等起兵討伐安祿山，河北諸郡紛紛響應。天寶十五載，正月，顏果卿起兵才八天，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顏果卿晝夜抗戰，常山城陷，史、蔡縱兵殺萬餘人。史思明等既破常山，又引兵擊河北諸郡之不從者，所過殘破（註31）。獲鹿地區受安史兵災的影響，可能是此後少見到有關本願寺碑刻的原因。
在唐代對佛教最大的摧殘的會昌毀佛期間，本願寺可能沒有受到波及。雖然武宗會昌五年七月，下令全面毀壞寺院、敕令僧尼還俗，僅象徵性地在長安、洛陽各留二寺，每寺僧三十人；各州則各留一寺，所留僧尼則分三等，有所差別。《通鑑考異》引《武宗實錄》稱中書門下奏稱鎮州（獲鹿在其管內）留僧二十人（註32）。不過，此令是否能夠貫徹地實行於擁兵自重的藩鎮領地，則頗令人懷疑。唐中葉以後，藩鎮坐大，河北諸鎮尤為跋扈，其節度使又都敬信佛教，因此不奉朝廷毀佛的命令。日本僧人圓仁對此有簡單而珍貴的記敘：
三、四年已來，天下州縣准敕條流僧尼，還俗已盡。又天下毀坼佛堂蘭若寺舍已盡。又天下焚燒經像僧服磬盡。....唯黃河已北鎮、幽、魏、路等四節度，元來敬重佛法。不坼[寺]舍、不條流僧尼。佛法之事，一初不動之。頻有敕使勘罰。云：天子自來毀坼焚燒，即可然矣。臣等不能作此事也（註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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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31 ：《資治通鑑》，點校本，台北，明倫出版社，1972年，卷217，頁6934-6952，天寶十四年十月至十二月條。
註32 ：同前書，卷248，頁8016，武宗會昌五年七月丙午朔條：「考異曰：實錄「....中書門下奏：『奉敕諸道所留僧尼數宜更商量，分為三等；上至二十人，中至十人，下至五人。今據天下諸道共五十處四十六道，合配三等；鎮州、魏博....河南府，望每道許留僧二十人....』」
註33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の研究》，第四卷，頁244-245，會昌五年十一月二日條；並參照：顧承甫、何泉達點校，《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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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仁以當時所聞所見，留下的記載，應該是可信的，他說「鎮、幽、魏、路四節度使，元來敬佛法，不坼寺舍，不條流僧尼。」小野勝年引《資治通鑑》會昌于年八月條：「五台僧，多亡奔幽州。」認為當時幽州節度使張仲武雖然不許游僧進入居庸關，但在幽州境內想未能全面地執行朝廷令僧尼儇俗的命令（註34）。由此推斷，坼寺毀佛的命令大概也沒能在鎮州實施。另外，從本願寺的經幢碑刻迄近代仍然枲存完好這一點，也可提供一個佐證。會昌毀法的項目相當多，還包括了毀壞佛像、佛經、和石經幢等。有一部分在此時期損壞的經幢，在宣宗恢復佛教之後，再予以修復，在石經幢上也都留下了有關毀法期間的紀錄。本願寺的經幢和其他的碑刻都沒有留下這樣的跡痕，可見本寺應是未受到會昌毀佛的影響。
雖然本願寺在武宗會昌法難之時得以存全；不過，它在五代後周世宗滅佛時，似乎未能倖免於難，這也可能是它趨於沒落一個重要因素。據明代馬宗魯<石佛塔記>稱：「獲鹿城內直西北隅，有本願寺，稽地志及唐開元舊碑，在古為勝剎基趾，延袲最廣，護寺地幾百頃，亦盡籍入官，私寺漸毀廢。」（註35）本願寺領地籍沒入官，所指者大概是後周世宗滅佛時事。據明人趙函《石墨鐫華》記本願寺舍利塔碑，係獲鹿孫按察家掘地得之（註36），此碑也有可能是在此法難時被掩埋入地。
至於唐代以後本願寺的情況，資料亦非常稀少；元代，僅有一個為本寺住持遇公所樹立的經幢（註37）。據明人的記載，當時此寺甚為沒落，不僅寺院荒廢殘破，僧人也很少（註38）。明末，曾重新修葺了「釋迦閣」；按本寺原有一尊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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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34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の研究》，第四卷，頁253，會昌五年十一月三日條。
註35 ：《乾隆獲鹿縣志》，卷12，藝文，頁25-26。馬宗魯曾任獲鹿縣諭職，見乾隆志，卷8，官師，頁20。
註36 ：《石墨鐫華》，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25冊，台北，新文豊出版社，1977年，卷4，頁6，<唐本願寺碑>。
註37 ：《常山貞石志》，卷16，頁22，<本願寺遇公尊勝陀羅尼經幢>。
註38 ：《乾隆獲鹿縣志》，卷12，藝文，頁26，<石佛塔記>：「明興以縣治給印司特，僧鮮供恃，納未煖，多避去，依山谷中墾嶢确，圓緣化以糊遣，而邑之蘭若不幾眾。又丈室陋缺，稍完茸一二，輒為達官貴人所寓，傳呼去來，於是僧煮茗拂席，朝夕無嘩以候，且不暇焚修，禮誦愈不展。羊豬踏雜，觀者如遊溷市中，而寺之圮，於是極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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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八年所建的二丈八尺的釋迦石像，故建有一閣以護納之，稱為「釋迦閣」。後來此閣為火所焚，而佛像猶存。至明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僧人文秉募緣建塔，以庇護釋迦佛像，此塔前後費了十年方告完成。四十餘年之後，僧人義瑞刻石記此勝事，獲鹿縣教諭馬宗魯為文記之，即前引的<石佛塔記>。不過，此次僅修建石佛塔，並未修茸其他寺院殿堂。
明清以後，本願寺雖然沒落了，但是它也和宋代以後某些寺院一樣，擔負著地方教育的功能（註39）。清乾隆初年時，本願寺在東關設有白鹿書院；其後不知什麼緣故，一度荒廢，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獲鹿知縣唐奕恩將東關白鹿書院舊址賣掉移建書院於本願寺之西；即本願寺的一部分改建為書院，稱「鹿泉書院」，出入書院甚至須經由本願寺大門（註40）。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知縣周棨又進一步擴建書院，將書院旁側的八蜡廟遷移至域外，而以其地改建書院的大門，並添建東西廂房六間（註41）。清代的方志顯示，本願寺是獲鹿縣內惟一的寺院，同時也是域內之一，它並且肩負著地方教育的功能。本願寺的現況如何呢？據河北友人詢訪的結果是：今日獲鹿縣內僅有一毗盧寺，據傳始建於天寶年間，它是否就是昔日的本願寺？因未能親自走訪調查，故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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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39 ：Linda Walton，"Southern Sung Academies as sacred Places，"in
Patricia B.Ebrey & Peter N.Gregory，eds.,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T'ang and Sung
China（Honolulu ，Unvi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3），；PP.349-352； Timothy Brook，Praying
for Power：Buddhism and theFormation of Gentry Society in Late Ming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PP.117-119.
註40 ：《光緒獲鹿縣志》，卷8，學校，頁46：「鹿泉書院，在本願寺西。乾隆三十九年，知縣唐奕恩因白鹿書院久廢，鬻其舊基，移建於此，額曰鹿泉書院，門東向，由本願寺出入。」並見：卷8，學校，頁86，邑令王開廣<鹿泉書院經久碑記>。
註41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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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獲鹿居民與本願寺的發展
（一）平民
出現在佛教碑刻上的題名，多以官員領銜，其後再續以許多平民百姓的姓名。獲鹿地區平民在本願寺的發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們或是參與寺院的建設，或是建立經幢，建造刻經碑，其中有的甚至是這些活動的倡導者。
以寺院的建設而言，開元年間本願寺建立三門樓，以及建造銅鐘、鐘樓這兩項工事中，平民曾義募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他不僅出錢，也出力。本願寺建立銅鐘，係由本願寺僧創議改作，而由信徒贊助完成，<本願寺銅鐘銘并序>中云：「富寺沙門道光、慧口、義珪、法空與清信士曾義□並贊成斯善。」（註42）此「莫□」字下面作「糸」，但碑陰另有銘記：「都檢校三門樓及鑄銅鐘兼造鐘樓，五戒曾義慕」（註43），此二題名當係同一人。本願寺中宗景龍中所建的經幢上的題名有「封龍鄉憧主上柱國倉督曾思謹」者，其後附其家族數人，就中有「姪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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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42 ：《常山貞石志》，卷9，頁20，<本願寺銅鐘銘>。
註43 ：同前註，頁21。
註44 ：《常山貞石志》，卷7，頁12，<本願寺石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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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註44），可知作「義慕」方為正確。又，由以上銘記，可知曾義慕為曾思謹之姪，曾思謹為上柱國、倉督，而曾義慕並無任何官銜，僅是一介平民；然而，他卻在本願寺的建設中扮演一個重的角色，負責三門樓、銅鐘和鐘樓的建設工程。
前引銅鐘銘碑陰題記「都檢校三門樓及鑄銅鐘兼造鐘樓五戒曾義慕」，就中「都檢校」當作何解？官銜中有「檢校」，但無「都檢校」之官。中宗景龍中所建立的經幢，第五面本願寺僧題名中有「撿校憧僧智秀」（註45），《常山貞石志》云當時樹碑造像，皆有檢校之員（註46）。同一經幢上，另有「撿校憧主處士孔文義」的題名（註47），可見樹碑造像、建立經幢的「檢校」，可以由僧人出任，也可以由俗人充當。「都檢校」亦當是佛教刻經建碑之檢校，而總其事者。由上可知，在本願寺建造三門樓和鑄造銅鐘、鐘樓的工事中，曾義慕都是總其事者；他參與本願寺的各項宗教活動，前後綿貫了二、三十年之久。
至於本願寺的舍利塔和石像的建設中，平民也佔了很高的比重。
鹿泉人氏張成是建舍利塔的創議者之一；另有「淨邑長老王口丘等五十二年人」在舍利塔西面建阿彌陀像，此「淨邑」當是佛教信仰團體「義邑」或「法社」之名。太原人胡仙於舍利塔的北面建彌勒像。又，本願寺的僧人們「乃起合寺諸釋鄉城長幼，及篤信麴客良等」，在
本願寺北殿建立了一高二丈八尺的釋迦石像（註48）。在本願寺其他建立經幢、刻經碑的宗教活動中，也有平民居於倡導的地位開元七年所建的「金剛經碑」，就是本願寺法師智琇勸化獲鹿縣崇善鄉「鄉望」五十人等所建立的；而在建此碑的過程中，趙仁審是一個主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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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45 ：同前註，頁20。
註46 ：同前註，頁24。
註47 ：同前註，頁21。
註48 ：《常山貞石志》，卷9，頁23-25，<本願寺造舍利塔并石象碑>。
頁132
<金剛般若石經讚并序>中稱：
（茲）有清信士趙仁審者，身處俗流，心專妙理，長者買地，不難傾金，仙人掩塗，寧辭布髮？僉謂勞生易盡，至教難聞，雪山敬師，致身充供，波崙重道，以血灑塵，未能剝皮，用書日□，□石為字，留此經典（註49）。
趙仁審係一介平民，雖然在題名中他是署有「鄉望」這樣的頭銜：「□□（鄉望）都檢校維那趙仁審、妻、息元□、元招」（註50），「鄉望」所指的是地方上有聲望之人，它並非一個官銜。《梁書•韋叡傳》：「初，高祖敕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之甚謹。」又，《周書•蘇綽傳附蘇樁傳》云：「（大統）十四年置當州鄉帥，自非鄉望允當眾心者，不得預焉。」鄉望是地方上有名望者，大體上是地方上的大族，不一定是有官銜者，如<金剛經碑>中五十二個「鄉望」的題名中，其中二十九人繫有官銜（包括勳官），二十三人是平民。趙仁審為都檢校，他應當是建立金剛碑之事的總其事者。
由於平民是本願寺重要的贊助者之一，他們的經濟狀況便和本願寺的發展有相互的關連。關於此地平民的生計，據《元和郡縣圖志》載恆州（常山）開元時的貢品為羅、賦是絹、綿（註51）；又，《新唐書•地理志》有此地開渠溉田的記載，可知此地的產業係以農業蠶桑為主，因此，農業收成的優劣便成為此地經濟狀況、以及人民生計好壞的一個重要的指標。水利灌溉攸關農業經濟良□，文獻所見，唐代獲鹿地臣僅有兩次興修渠道的記載，一次是高宗時期，一次是玄宗時代。獲鹿東北十里原有大唐渠，自平山至石邑，引太白渠以溉田。高宗總章二年（669），又自石邑西北引太白渠入真定縣界以溉田。至天寶二年（743），復從石邑引大唐渠東南流四十三里入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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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49 ：同前書，卷8，頁3，<金剛經碑>。
註50 ：同前註，頁5。
註51 ：唐•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卷第17，河北道二，恆州，頁477-478。
註52 ：《新唐書》，卷39，地理三，河北道鎮州常山郡條。
頁133
渠（註52）。這兩次興修水利恰和本願寺發展時期重疊，由此可以看出本願寺發展和地區經濟有其一致性。
（二）勳官
本願寺唐代的碑刻題名中，可以發現有不少的勳官，這在神龍尊勝經幢的題名中，顥現得最為清楚，其所列獲鹿縣的四個鄉（封龍、光泉、豊潤、崇善）的信徒中，有官銜者計六十六人，而純為勳官者有十六人（註53）。
唐代的官階，可分為四種：職事官、散官、勳官和爵號，其中散官、勳官和爵號都無兼官，只有職事官都並帶散官、勳官和爵號的。所謂的「勳官」源自北周、北齊時，因戰事頻繁，所以授勳官以酬庸有功的戰士。北周時，勳官共有十一級，隋朝亦然。至唐高祖初年，訂勳官為十二等，這十二個等級是：上柱國、柱國、上大將軍、大將軍、上輕車都尉、輕車都尉、上騎都尉、騎都尉、驍騎尉、飛騎尉、雲騎尉、武騎尉；其官品頗高，起正二品，至從七品（註54）。又，勳官中的輕車都尉、騎都尉、雲騎尉是可以襲爵的。不過，唐代勳官的來源已經不僅限於軍功而已，另外還有色役人賜勳改轉和以貨買勳等方式（註55）。在唐代，勳官享有免除課役、免除征役和可按其品級授予職分田三種恩賜特權（註56），關於職分田的授與規定如下：
「品有職分田十二項，....親王以下又有永業田百頃，職事官一品六十頃，....上柱國三十頃，柱國二十五頃，上護軍二十頃，護軍十五頃，上輕車都尉十頃，輕車都尉七頃，上騎都尉六頃，騎都尉四頃，驍騎、飛騎尉八十畝，雲騎、武騎尉六十。散官五品以上給同職事官。五品以上受田寬鄉，六品以下受於本鄉。解免者追田，除名者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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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53 ：《常山貞石志》，卷7，頁13-15，<本願寺石幢>。
註54 ：《舊唐書》，卷42，職官一。
註55 ：松永雅生<唐代の勳官につぃて>，《西日本史學》第12期，1952年，頁28-31。
註56 ：同前史，頁33-36。
頁134
口分之田，襲爵者不別給。流內九品以上口分田終其身，六十以上停私乃收（註57）。
根據松永雅生研究，在武后執朝政之初和玄宗開元二十年以後這兩個時期中，勳官數量大為增加。由於勳官人數的增加，勳官的授便漸漸形同具受，這種情形到開元以後就更為嚴重（註58）。本文所根據本願寺碑刻的年代，恰好是在武后以迄玄宗天寶初年，因此，碑刻題名中有不少的勳官，正足以反映了這兩個時期勳官人數增加的事實。同時，也可以推知此一時期內獲鹿地區的勳官可能未能被授以足數的勳田。又，如前所述，勳官的品級頗高，起正二品至從七品，然而，他們的社會地位並不高。武后以後，由於勳人數眾多、以及其多出身軍旅和其職務這三個因素，更導致其地位低降。《舊唐書》卷四十二（職官一）云：
永徽巳後，以國初勳名與散官名同，年月既久，漸相錯亂。咸亨五年三月，更下詔申明，更以類相比。....自是已後，戰士授勳者動盈萬計。每年納課，亦分番於兵部及本郡當上省司。又分支諸曹，身應役使，有類僮僕。據令乃與公卿齊班，論實在胥吏之下，蓋以其猥多，又自兵卒，所以然也。
由上可知，從武后以後，勳官不僅地位低下，而且可能無法獲得足夠的職分田，其經濟情況不見得優渥，因此，雖然獲鹿有不少勳官，但未必顯示其經濟能力較強，可以對本願寺的發展有較多的奉獻。從碑刻所見，對本願寺的發展有具體貢獻的僅是勳官中出身軍旅者，特別是那些有實際出征經歷者。那些出征的軍人們在實際的戰役中，目睹戰亂生死，而萌無助和祈求平安的心理，使得他們轉向宗教的慰藉；他們在行役的茫然驚恐中許下誓願，或是造寺、造像等，促進了地方寺院的發展，如麴名昉等人便倡導修建本願寺的三門。<本願寺三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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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57 ：《新唐書》，卷55，<食貨志五>。
註58 ：松永雅生，前揭文，頁35-36。
頁135
....天子將有事東夷，誅有罪也，中山次飛，麴名昉等率六十人，忠勇冠時，言從薄伐。既其□（下缺）....天，紼繡曷維，櫓息惶汗，歸懷法王，下冀神效一徵，樹以遐福，既契既丘，颯然而□（下缺）....循其本，乃建斯門，崇昔願也。視定極紘幅廣設階分下襲，粗給獫狁之故，其業中斷（註59）。
由上可知，本願寺的三門原來是出征遼東的鹿泉縣麴昉等人，自戰場上平安歸來之後，為實踐昔日在煙烽戰地中所發的願誓而倡建的。不過，碑中並沒有說明這是什麼時候的事，查史書記載，此當是唐高宗龍朔元年（661）正月之事。《舊唐書•高宗紀》：「（顯慶）六年春正月乙卯，於河南、河北、淮南六十七州募得四萬四千六百四十六人，往平壤帶方道行營。」（註60）此次河北被徵調出征者，當不在少數，所以高宗於次年（龍朔二年，662）年底，下詔：「十二月，戊申，詔以方討高麗、百濟、河北之民，勞於征役，其封泰山、幸東都並停。」（註61）碑文中稱「中山次飛」，按獲鹿所屬的恆州（天寶十五年改為常山郡），其治所在真定縣，它曾一度改稱中山縣（註62）；而唐代兵士隸衛，各有其名，左右金吾衛曰「次飛」（註63）。故此即指麴名昉等人和一些恆州應募者隸屬左右金吾衛，從征高麗。<三門碑>中的題名不見於著錄，因此無法得知所有倡建者的姓名，僅知領銜者是麴名昉，而從本願寺<金剛經碑>的題名中，得知麴名昉是一勳官，被授以上柱國（註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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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59 ：《常山貞石志》，卷8，頁21。
註60 ：<舊唐書•高宗紀>記此年三月丙申朔改元龍朔。<新唐書•高宗紀>則此年二月乙未改元，《資治通鑑》卷200，亦作二月乙未改元。此年正月應仍作顯慶六年。
註61 ：《資治通鑑》，卷201，頁6332，高宗龍朔二年十二月戊申條。
註62 ：《舊唐書》，卷39，地理二，鎮州條：「真定，隋屬高陽郡。武德四年，自石邑移恆州於縣，為治所。載初元年，改縣。神龍元年，復為真定縣。」
註63 ：同前書，卷43，職官二。
註64 ：《常山貞石志》，卷8，頁3，<金剛經碑>。
頁136
修建本願寺三門的工事，應在高宗總章元年（668）之後才開始。碑文稱「紼縭曷維，櫓棹皆廢，□息惶汗，歸懷法王，下冀神效一徵，樹以遐福，....乃建斯門，崇昔願也。」可見這是本地從征遼東的戰士在行役危急時發願建造的，及至他們平安歸來之後，才付諸實行。總章元年，高麗悉平（註65），故三門的興建當在此年之後。不過，此一工事後來因為「粗給獫狁之故，其業中斷」，而未能一次完成。此「獫狁之役」，當是指高宗調露元年（679）突厥寇定州，朝廷遣左金吾衛將軍曹懷舜屯井陘，以備突厥之事（註66）。後來，此工程由本願寺的僧人發起續修，方告完成。
（三）家族、地域社會和本願寺
本願寺主要的信徒包括了獲鹿縣四個鄉：封龍、光泉、豊閏、崇善鄉的居民，景龍中所建的經幢上有此四鄉信徒的題名，<本願寺銅鐘銘>的題名中也包括其時擔任此四鄉錄事者之名（註67）。《元和郡縣圖志》記恆州十縣，開元時鄉八十七，但未分列各縣鄉數（註68），因此無法得知鹿泉縣是否僅有上述四鄉。從石刻題名所見，本地大族包括封龍鄉的曹氏家族、光泉鄉的趙氏家族和麴氏家族，他們都屬於前面所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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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65 ：《資治通鑑》，卷201，頁6355-6356，高宗總章元年癸已條。
註66 ：同前書，卷202，頁6392，高宗調露元年十月條：「（冬十月）突厥寇定州，....壬子，遣左金吾衛將軍曹懷舜屯井陘縣，漢、晉，後魏皆屬常山郡，唐屬恆州）右武衛將軍崔獻屯龍門，以備突厥。《八瓊室金石補正》（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七冊，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77年），卷56，頁31，<本願寺三門碑>，認為此係指安史之辭時事：「又云：獫狁之故，其業中斷，似指安史之亂而言，則立碑又當在天寶後。然鹿泉之改獲鹿在天寶十五載，碑稱鹿泉，則尚在未改獲鹿之前。仍系諸開元末，以俟再考。」）按安史之亂 波及獲鹿一帶，已遲至天寶十四年（755），（《光緒獲鹿縣志》，卷5，頁5-6。）此距麴名昉等人自遼東歸來，已相距七、八十年之久，似乎說不通。又，即就鹿泉之稱而言，陸氏亦頗疑惑三門當在開元末即已告成。
註67 ：《常山貞石志》，卷9，頁21，<本願寺銅鐘銘>。
註68 ：《元和郡縣圖志》，京都，中文出版社，1977年再版，卷17，河北道二，恆州縣，頁273。
頁137
「鄉望」家族。
曾氏家族：神龍中經幢上封龍鄉的題名中，有以「憧主昭武校尉、上騎都尉、前營州博士曾慶善」為首，曾氏家族共有二十四人的題名，若除法女眷（妻、女）之外，計有曾姓男子十九人，其中有官銜者七人。值得注意的是：此七人中除了陪戎校尉曾義瓚是武散官之外，其他六人都是職事官；其中至少有二人是由讀書致宦出身者，如曾慶善曾任營州博士，曾逸客曾任縣博士（註69）。
趙氏家族：趙氏家族因有人曾擔任慶泉縣令，因此是地方上的名望家族。本願寺中宗神龍中所建的經幢上，光泉鄉的題名中，有以「幢主左屯衛翊衛禦侮校尉上騎都尉趙恃封」領銜的趙氏家族二十六人，以「憧主陪戎副尉倉督趙待興」領銜的趙氏家族十五人，總計四十一人。除去女眷十二人（妻、母）外，趙氏男子二十九人中，有官銜者有十五人，其中職事官八人，勳官七人，趙待封的祖父趙翼，曾任鹿泉縣令（註70）。不過，趙氏家族的人似乎不僅住在光泉鄉，也有居住於豊閏鄉者和崇善鄉者，中宗神龍經幢豊閏鄉的題名中，有以「幢主騎都尉縣錄事趙禮貴」為首的趙氏家族七人，其曾祖曾任雍州始平縣令（註71）。又，前面提及建立本願寺金剛經碑的主要人物之一，是崇善鄉「鄉望」趙仁審，他和神龍中經題名中光泉鄉的趙仁則，可能有關。
麴氏家族：在「金剛經碑」的題名中，作為崇善鄉「鄉望」的麴氏家族，有官銜者有六人，其中職事官僅一人，其餘皆是勳官，（註72）。麴氏家族長年是本願寺重要的支持者，麴名昉是本願寺三門的倡建者之一，其家族多人又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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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69 ：《常山貞石志》，卷7，頁12-13，<本願寺石幢>。
註70 ：同前書，頁14。
註71 ：同前註，頁15。
註72 ：《常山貞石志》，卷8，頁3、4、6，<金剛經碑>。
頁138
參與多所經幢----包括神龍中、開元初年、開元九年經幢的建立（註73），其族人麴承壞也贊助了銅鐘和鐘樓的建立（註74）。麴氏家族很熱中於本願寺的宗教活動，有多人曾參與一個以上經幢、經碑或寺院的建設活動，如上柱國麴名昉參與了金剛經碑的建立，並且昃三門的倡建者之一；前舒王府帳內麴思大、雲騎尉麴忠恕二人同時是金剛經碑、開元九年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的贊助者；雲騎尉麴義周也加入了金剛經碑和開元初年經幢的建立，其子騎都尉、倉督麴承壞先後參與金剛經碑和銅鐘的建設，對本願寺的支持前後長達二十年；雲騎尉麴義仙則在三個活動中；金剛經碑、開元初年和九年的經幢，皆是重要的贊助者（註75）。
由上可佑，本地的居民----包括平民和本地的大家族，都是本願寺主要的支持者，他們對本願寺的贊助是固定和長久的。除了前述的麴氏家族之外，如趙氏家族的左屯衛翊衛、禦武校尉、上騎都尉趙待封，參與中宗神龍經幢和舍利塔的修建（註76）。另外，不是上述四個大家族的居民，也有非常熱心參與者（註77），如崇善鄉昭武校尉上柱國、曾歷任縣錄事和州市令的畢行瑜，從神龍幢、金剛經碑，到舍利塔的修建，皆曾襄助（註78）。又，如昭武校尉馮君杵前後參與了神龍幢和金剛經碑的建立（註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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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73 ：同前書，卷7，頁9，<本願寺石幢>；卷8，頁13、14，<蓮花座題名>；卷8，頁9-10，<本願寺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
註74 ：同前書，卷9，頁22，<本願寺銅鐘銘>。
註75 ：同前書，卷8，頁5、9、14。
註76 ：同前書，卷7，頁14；卷9，頁26，<本願寺造舍利塔并石象碑>。
註77 ：<五至六世紀華北鄉村的佛教信仰>，頁537-538，從東魏時山西平定安鹿交村的三件造像碑題名中，發現村內趙氏為較少的居民有意藉著比其他居民出錢出力較多、領導一個造像活動的方式，以提高其在村內的重要性。
註78 ：《常山貞石志》，卷7，頁15，<本願寺石幢>；卷8，頁6，<金剛經碑>；卷9，頁23，<本願寺造舍利塔并石象碑>。
註79 ：同前書，卷7，頁15；卷8，頁4。
頁139
此外，本願寺也得到獲鹿鄰近地區，如石邑縣、房山縣居民的支持，如開元九年的經幢上有「經主石邑縣人口山泉」的題名（註80），本願寺舍利塔石像碑的右側有「象城縣周懷經，妻王供養」的題記（註81）。
（四）地方官與本願寺的發展
獲鹿的地方官也是本願寺重要的支持者之一，他們因仕宦而寄居此地，其家族成為寺院重要的支持者；由於他們的身份特殊，影響及縣民參與的熱誠。另外，鄰近縣分石邑縣的地方官及其僚屬，亦曾贊助本寺，不過，他們顯然較為樂意支持寺院建設，而不是參與建碑樹幢的宗教活動。
暫居此地的仕宦家族而熱心贊助本願寺者，有河東裴氏和范陽盧氏，其中尤以裴氏的影響較大。從隋末至唐初，裴氏家族有兩人先後擔任鹿泉縣令，和此地淵源深厚；裴氏家族可能崇信佛教，在其停留期間，對本願寺贊助有加，因此，中宗神龍幢的第五面下截刻有「撿校令裴琳德政記」（註82）。「撿校」當作「檢校」，中古的碑刻中「木」字榜常作「才」傍（註83）。檢校官在唐代有兩種意義，其一是指代理某官，這種情形在唐代前期較多（註84），裴琳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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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80 ：同前書，卷8，頁10。
註81 ：同前書，卷9，頁28。
註82 ：同前書，卷7，頁13，<本願寺石幢>標題下的敘述云「第三面下截刻縣令裴元瑤德政記」；但錄文中則記在第五面下截。（頁20-21）《八瓊室金石補正》，卷46，頁4，<本願寺曾善慶等造幢題名>標目下的敘述云「第五面下截長安三年乞留檢校令裴琳記」，錄文中也作第五面下截。（頁13-14）
註83 ：如「柄」作「□」，「楹」作「□」，「樹」作「□」等，見：秦公輯，《碑別字新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頁93、244、353。
註84 ：張國剛《唐代官制》 ，陝西，三秦出版社，1987年，頁169。
頁140
檢校鹿泉縣令，當是此意，即為代理鹿泉縣令。《八瓊室金石補正》云：「蓋裴氏有助緣造幢者，因並刻之耳。」（註85）其實，贊助建立經幢者人很多，而裴氏又不是最大的施主，故此說並不合理。此「德政記」主要敘述裴琳對此地的貢獻，這其實是從北朝末年以來由於佛教的盛行，而興起一種以造像的功德作為報答有德政的官吏的風氣，即所謂的「報德造像碑」（註86）。此經幢上記有撿校鹿泉縣令裴琳（字元瑤）德政記，顯然是屬於報德造像之流，所不同者，則是以經幢取代造像。
根據「德政記」，則裴琳的世系如下：
（曾祖） （祖） （父）
裴矩------恭道------承亮-----裴琳
崇道
不過，根據裴恭道的長女首兒的墓誌銘，則和以上的記載有所出入：「夫人諱首兒，河東聞喜人。魏中書侍部、散騎常侍讓之之曾孫，隋膳部員外、常州司馬掞之孫；皇朝通事舍人，樂壽、臨津二縣令恭道之長女也。」（註87）首兒為恭道之女，故其墓誌所記裴恭道之父為裴掞，當較為可信。另外，我們也可以從《新唐書》、《舊唐書》的<裴矩傳>和《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中的記載，得知裴琳的曾祖父不是裴矩。清人沈濤據此德政記的資料考證，發現<裴矩傳>、<宰相世系表>中僅記其長子名宣機，並無恭道、崇道之名，以為這是史傳遺缺所致，而有「世系表之疏漏如此」之歎（註88）。如按裴首兒的墓誌銘，則裴恭道根本不是裴矩之子，史傳中自然不會有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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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85 ：《八瓊室金石補正》，卷46，頁18-19。
註86 ：例如北齊天保六年在今山西平定縣建立的<李清造報德像碑>，見《八瓊室金石補正》，卷20，頁8-13。
註87 ：<唐故戶部侍郎贈懷州刺史臨都公韋府君夫人裴氏墓誌銘并序>，錄於：周紹良、趙紹編，《唐代墓誌彙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1072。
註88 ：《常山貞石志》，卷7，頁24，<本願寺石幢>。
頁141
由上可知，裴琳之曾祖不是裴矩，那麼德政記為何會有如此的錯誤呢？不論德政記的作者是誰，他是有意將裴琳託附為裴矩之後，一則可能裴矩確是裴琳的曾祖輩（但不是嫡曾祖），二則因為裴矩在隋末唐初仕宦顯赫，地位名望均高的緣故，所以藉依託為其子孫以增輝。
裴氏家族和此地的關係深厚，主要是因為其族人兩度出任鹿泉縣令的緣故。隋末恭帝義寧初（617），裴崇道（裴琳之伯祖）為鹿泉令；武則天長安二年（702），裴琳又為檢校鹿泉縣令（註89）。「德政記」提及鹿泉居民乞留檢校令裴琳事，長安二年，停檢校官，裴琳依例當去職，鹿泉縣民詣闕乞留，故長安三年四月，朝廷下詔裴琳依舊檢校鹿泉縣令（註90）。裴琳在鹿泉停留的時間有多長，不得而知，不過，神龍中（707-710）經幢上仍可見到裴氏家族的題名，而此幢上又書有裴琳德政記，可見從長安二年至此時，裴琳皆為鹿泉令；而因裴琳政績清化，甚得民心，所以才有此記。在此之後，本願寺的石刻中就未再見到裴氏家族的蹤跡，可能裴氏家族隨著裴琳仕宦遷移，轉而移居他處。
長安二年「尊勝經蜜多心經幢」上，有「常山郡守孫河東裴君心」和「□上□（騎）都尉義全」的題名（註91），神龍中經幢上，則有「憧主常山郡守孫河東裴思禮」、「憧主常山郡守孫上騎都尉河東裴義全、弟雲騎尉義貞」（註92），此常山郡指的應當是曾任鹿泉令的裴崇道，因溢美而作「常山郡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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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89 ：同前註，頁20。
註90 ：同前註。
註91 ：《八瓊室金石補正》，卷46，頁2，<本願寺僧知慈等尊勝幢記>。《常山貞石志》，卷7，頁2，<本願寺尊勝經蜜多心經石幢>，作「常山郡守孫河東裴君□妻胡>。
註92 ：《常山貞石志》，卷7，頁21，<本願寺石幢>。
頁142
另一個鹿泉縣令盧從運也對本願寺有所襄助，他於開元八、九年前後擔任此地的縣令（註93），參與開元九年尊勝經幢，以及舍利塔的建立。盧從運係出自范陽的郡望家族，而范陽盧氏家族是敬信佛教的，自北朝以來即致力於佛教在此一地區的推廣與提昇（註94）。盧從運任此地縣令期間，對本願寺亦多有所施捨，<本願寺造舍利塔并石象碑>中，對盧氏及其夫人的捐輸，以及他以一縣的首長所起的帶頭作用，有清晰的描述：
令范陽盧公，字從運，夫人滎陽鄭氏，慨大師既永往，仰勝會而興懷，雨泣輸誠，大捨服翫。士女千方，徘徊獻心，延慕金容，覬全身而樹多福者，信亦繁矣（註95）。
因仕宦而寄居此地的家族，其對寺院的支持較不恆久，僅限於其寄居期間；不過，他們以其仕宦的影響力，用以提倡支持寺院的活動，可以得到較大的迴響。
另一個和本願寺發展有關的官員是刺史仇克義，在<本願寺三門碑>中，有一段文字是記敘仇克義的德行政績，可惜碑文泯渤，無法讀竟文，但從殘留的文字，可知這如同前述經幢「裴琳德政記」一般，是屬於報德造像之流的文字：
....秋七月哉生魄，刺史仇公克義，布政施仁，鎮撫（下缺）
....既下車，人悅其德。先是閭□阡陌，率多湫溢，（下缺）
....（註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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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93 ：在開元九年的經幢，以及舍利塔碑上，都有盧從運的題名；舍利塔碑刻於天寶四載，不過，它卻是於開元八年完工的。
註94 ：劉淑芬<北齊標異鄉義慈惠石柱----中古佛教社會救濟的個案研究>，《新史學》第五卷第四期，1994，頁14-16，敘述范陽盧文翼迎謮名僧曇遵至河北定興宏揚佛法事。
註95 ：《常山貞石志》，卷9，頁23。
註96 ：同前書，卷8，頁21-22。
頁143
《常山貞石志》以《元和姓纂》記開元有左衛將軍仇克義為滄州刺史，認為上文所指者即此人；又，因書碑人題銜中有邠王府參軍，改豳作邠，係在開元十三年，故判定此碑當立於此年之後。據此，則仇克義任滄州刺史也當在此年之後（註97）。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記》認為：立碑之年，仇克義殆非滄州刺史（註98）。郁賢浩《唐刺史考》以為：仇克義在任滄州刺史之前，或曾任恆州刺史（註99），此說很有道理；因為若仇克義不曾任恆州刺史，碑文中就不致於有記其德政的敘述了。
從州、縣官吏的題名，可以清楚地看出州、縣官僚佐屬偏好贊助寺院的建築。這可以視為是他們任職此地的一個紀念品，而更重要的是它所代表的是如法學者Pierre
Bourdieu所說的「象徵資本」（symbolic capital），意即名望（註100）。上文提及的<本願寺三門碑>文中敘及恆州刺史仇克義的德政，以及鹿泉令盧從運和其夫人捐資贊助舍利塔的興建；另外，州市令畢瑜和前鹿泉縣丞張成，更是建舍利塔的發起人和主要的施主（註101）。又，他們也透過造菩薩像的方式，在本願寺留下他們的名字，如本願寺北殿中高二丈八尺釋迦像左右兩�落芚陔纂A則是前鹿泉縣丞王務光和張成所建造的（註102）。
就連鄰邑石邑縣的官員僚屬，也藉著為本願寺銅鐘樓立碑的機會，建立他們的聲望；由於他們為銅鐘立碑是在銅鐘和鐘樓完成的八年之後，這種儲蓄象徵性資本的意圖就更加明顯了。本願寺銅鐘、鐘樓完成於開元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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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97 ：同前註，頁22。
註98 ：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二十九，1991年景印二版，卷5，頁496。
註99 ：郁賢浩《唐刺史考》，中華書局香港分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卷106，河北道恆州，頁1298。
註100 ：Pierre Bourdieu，Outline of a Theory in Practi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PP.171-183.
註101 ：《常山貞石志》，卷9，頁23，<本願寺造舍利塔并石象碑>。
註102 ：同前註，頁24。
頁144
（730），卻未立碑記事；至開元廿六年（738），石邑縣的三個官員：縣尉史凜然、主簿楊景、新尉楊光朝才為其建碑：「河南史凜然，文林之秀也，尉彼石邑，攝茲銅章，神化一清于灌壇，希聲重美於洪器。命我昭述，式副群真之望焉。而主簿宏農楊景、新尉楊光朝等，並高幹其才，敏懋於道，克奉天秩，允恭仁祠，輔營樂石，贊就厥美。」（註103）另外，建碑時新到任的鹿泉縣丞北平田垂隸也在此石碑的碑額上造菩提聖像，石邑縣宰北平陽承慶也捐資鐫勒此佛像兩側的�落芚陔�（註104）。
（五）僧人與本願寺的發展
本願寺年代最早的六個佛教石刻中，五個是經幢，一個是刻經碑；由於建立經幢和刻經的活動都需要僧人指導的，又從碑刻上所見，長安二年和開元九年的經幢，以及金剛經碑，都是本寺的僧人勸募信徒所建立的。前面已提及，本願寺以開風氣之先的態勢，很早就建立了經幢，顯示了這段時期中本願寺內必有具組織、領導能力的僧人，而且這些僧人對其時佛教界的動態也很注意。這樣的僧人，正是本願寺發展的主要動力之一。
從石刻銘記中，很明顯地可以看出僧人智秀在本願寺這四十餘年間的發展中，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說是主導的角色。從中宗神龍經幢以後，本願寺的諸石刻中，幾乎都見得到他的名字；在這些宗教活動中，他若不是負責人，便是倡導者。他先後負責中宗神龍經幢和三門樓工程，並且是「金剛經碑」的發起人，又為舍利塔刻碑記事。因而，在<金剛經碑>、<本願寺三門碑>和<本願寺造舍利塔并石象碑>中，都特別記敘智秀的德業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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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03 ：《常山貞石志》，卷9，頁20，<本願寺銅鐘銘>。
註104 ：同前註，頁22。
頁145
智秀是神龍中經幢建立的過程中實際上的負責人之一，在其第五面本願寺僧題名中有「撿校憧僧智秀」，《常山貞石志》云：「稱撿校幢僧者，當即察書經幢之義。」根據前面提及曾義慕為「都檢校造三門樓及鑄銅鐘，兼造造鐘樓」，可知檢校幢當不是察書經幢，而是負責樹幢的實務，因智秀為僧人，故曰「撿校幢僧」。
本願寺的三門，原是參與遼東之役的鹿泉鄉人麴名昉等六十人發願建造的，但因「粗給獫狁之故，其業中斷」，後來三門雖然是由本願寺自「三綱」以下十四位僧人發起信眾繼續完成，而實際上負責此工程的是智秀：
上座僧道解、寺主僧希名、維那僧惠仙等，舉寺高德一十有四人，並戒惠兼廣，卜？明奧日。昔給孤唱始，身子演成；今則不承權輿，使懿績長□，上聖默責，夫何以安之哉？乃命（下缺）....代□。秀師俗姓閰氏，燕趙之松柏也，神宇特發，聞思畢舉，講唱表正，白黑攸歸，迺心....（下缺）蟬聯影從者，可勝言哉！於是徇班輸，徵匠石，陟新甫，舉徂來，槎其條枚，伐乃....（下缺）....率壯士，令勇夫，撫鴻梁，躡虛絕，□掇植，....（下缺）（註105）。
雖然此段碑文有部分文字泯渤，但從前後文讀來，仍可知智秀實際上負責修建三門的工程。另外，本願寺的舍利塔和北堂石像在開元八年即已完工，但未建碑記事，至天寶四年，智秀才刻碑記其事。（大唐本願寺舍利塔）碑云：
有唐開元八年繕理畢，經始于今，廿有五載，是時碑既未倫，而振愻俱歿，王以又徒職於壽陽，法門智秀，有恒其德，仰茲廣業，追惟聚散，恐歲月漫遠，元由蔑聞。越九年作靈，歲春仲望，乃與前塔合而為頌，宣之豊石，以存萬古（註106）──────────────────────────────
註105 ：《常山貞石志》，卷8，頁21，<本願寺三門碑>。
註106 ：同前書，卷9，頁25，<本願志造舍利塔并石像碑>。
頁146
又，開元九年經幢上，首題「大幢主比丘僧智秀」，可知智秀是主要的倡議者（註107）。
僧人智秀，《續高僧傳》無傳，關於他的事蹟，僅能藉助石刻銘文，略知一二。智秀俗姓閰氏，是鹿泉縣鄰邑石邑縣人；碑文中未述及其家世，他似乎是出身於一個平民的家庭（註108）。他可能一出家，或者出家不久之後，就停留在本願寺，前後至少歷時近四十年之久。（從神龍中經幢到天寶四年建舍利塔碑這段期間）智秀特別擅長於講說經典，也以此發揮他的影響力，而對本願寺作出重大的貢獻。碑文中屢稱他是一位熟習經典、講經的「法師」，<金剛經碑>形容他「行業精純，辯才通利，百千佛所已種善根，十二部中能宣奧旨。」（註109）<三門碑>中也說他：「神宇特發，聞思畢舉，講唱表正，白黑收歸。」在本願寺諸石刻中，他的題名上常冠以「法師僧」的稱呼（註110），按法師僧是指通曉經典、演說正法的僧人（註111）。智秀就是以他講說的長才，吸引信徒，組織邑會，從事建立經幢、刻經、寺院建設等宗教活動。
開元七年建立的「金剛經碑」，是由智秀勸化獲鹿縣崇善鄉的信徒所組織的邑會所建立的，在此碑上刻的<金剛般若石經讚並序>云：
本願寺法師智琇者，俗姓閰氏，石邑人也。調心正觀，毓德聞思，行業精純，辯才通利，百千佛所，已種善根，十二部中，能宣奧旨。勸化鹿泉縣崇善鄉望五十人等厭生死苦，□解脫樂，革社會而鼎法會，拔罪根而種善根，月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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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07 ：同前書，卷8，頁9，<本願寺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
註108 ：同前書，卷8，頁2-3，<金剛經碑>：「本願寺法師智秀者，俗氏閰氏，石邑縣人也。」關於智秀的家世里第的記敘僅止於此。
註109 ：同前書，卷8，頁3。
註110 ：<金剛經碑>，<舍利塔石像碑>。
註111 ：《望月佛教大辭典》，頁4599；同前書，《補遺》，頁148。
頁147
三長齋，持八戒，同餐法藥，共庇禪林（註112）。
「法師智琇」，即是智秀。因上文說「法師智琇，俗姓閰氏，石邑人也。」而<本願寺三門之碑>云：「秀師俗姓閰氏，燕趙松柏也。」（註113）從俗姓和地望判斷，智琇和智秀當是同一人。《常山貞石志》云：「贊序中所云本願寺法師智琇，俗姓閰氏，石邑人，即本願寺開元九年經幢及三門碑之智秀，此特增玉為琇耳。」（註114）又，智秀勸化鄉望五十人等「革社會而鼎法會」，指的就是以原有社祀為主的地域組織，成立以修習佛法為主的邑會。此一邑會不是為刻金剛經碑而組成臨時性的邑會，而是一個恆久性的修行團體，他們相約在一年之中的正、五、九這三個月的期間（即所謂的「三長齋月」），修持「八齋戒」----包括不殺生，不貪、不淫、不妄語、不飲酒、不為歌舞倡樂、不坐高廣之床、以及過午不食的八種戒律，即「月取三長齋，持八戒」；此外，他們也共同修習禪法，所以說「同餐法藥，共庇禪林」。在偈讚中述及智秀教導他們禪法「勸化諸賢，心淨如蓮，熏修七最四禪」。（註115）四禪即是指三種中的第二種「出世間禪」，包括觀、練、薰、修、為「四禪」，（註116）七最即七最勝，是十地菩薩所修的十種勝行，即施行十波羅蜜，而此十相要攝受「七最勝」----安住於菩薩之種姓、依止於大菩提心、悲愍一初有情、具行一切事業而不限於一行、具無相智、迴向無上菩提、不為煩惱所知此二障所間雜（註117）。由此可知，此邑會的參加者是追隋著智秀修習、實踐佛法，刻金剛經碑只是其所從事的宗教活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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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12 ：《常山貞石志》，卷8，頁2-3，<金剛經碑>。
註113 ：同前書，卷8，頁21，<本願寺三門碑>。
註114 ：同前書，卷8，頁7。
註115 ：同前註，頁3。
註116 ：《望月佛教大辭典》，頁1860下。
註117 ：同前書，頁2218中。
頁148
此邑會如同當時其他的佛教邑會的組織，有一定的執事人員，在<金剛經碑>的題名中，有「都檢校維那趙仁審」（註118），維那即是邑會職事之一。另外，在開元九所建的經幢，也有「相輪主都維那五戒上黨....（缺）」、「會主□□□□」的題名（註119）。此經幢是智秀發起建造的，不過，此邑會是否和建金剛經碑為同一邑會，或者分作二邑會則不得而知。
從「金剛經碑」上的題名，可以得知本願寺和恆州真定縣的開元寺，以及房山縣的某些寺院互有來往，並且受其影響。此碑中的<金剛般若石經讚并序>是由大雲寺僧了空所寫的（註120）；又，長安二年的經幢上，也有「恆州大雲寺□道僧慧□□師僧父母供養」的題名(註121），可見本願寺和開元寺有持續性的往來。開元寺即當今河北正定開元寺，始建於北魏興和二年（540），初名靜觀寺；至隋開皇十一年（591），改稱解慧寺；武則天天授元年（690），令兩京及天下諸州各置大雲寺一所，此寺因改稱大雲寺，開元廿六年（783）改為開元寺（註122）。此開元寺有三門樓殘石柱刻經、造象并題名，可知此三門建造的年代約在武周時期，其上的刻有十部《佛說般若波羅蜜心經》、一部《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一部《佛說灌頂拔除罪過生死經》和《救苦觀世音經》一卷（註123）其刻經的年代不限於武周，也有晚至乾元元年（758）者，不過，從其上所刻的經典可以看出開元寺注重《心經》。本願寺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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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18 ：《常山貞石志》，卷8，頁9，<金剛經碑>。
註119 ：同前書，卷8，頁10，<本願寺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
註120 ：同前書，卷8，頁3。
註121 ：同前書，卷7，頁2。
註122 ：同前書，卷6，頁5-7，<解慧寺三門樓讚并序>。
註123 ：同前書，卷5、6，<開元法三門樓石柱刻經造象并柱主題名
>。
頁149
二年的經幢上刻的即是《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和《心經》（註124），又有大雲寺僧的題名，因此，它有可能受到開元寺的影響。又，「金剛經碑」的西面是由真定縣僧人惠□書寫的（註125），本願寺和真定縣寺院的往來，似乎不限於開元寺而已。
另外，本願寺也有可能受到其北方鄰邑房山縣寺院的影響。房山石經始刻刻於隋代，在房山石經山七洞門外，有唐武則天延載元年（694）宋小兒所造的「金剛經碑」，其上並刻有《心經》（註126）。本願寺「金剛經碑」的建立年代稍晚於此，又，其書寫者即有房山縣人：「房山縣樂安孫□書東面」（註127）。因此，本願寺金剛經碑的建立或有受房山影響的可能。
又，本願寺也和石邑縣有密切的往來，這和智秀是石邑縣人或有關係，加上地緣關係，智秀所發起的一些活動中，易於得到其本鄉人氏的支持贊助。本願寺的一些活動中，有石邑縣信徒的贊助；石邑縣的官府僚佐也常贊助本願寺的建設。
由上可知，智秀是本願寺一名活耀的僧人，不過，從本願寺諸碑的題名看來，他卻從未擔任本願寺的僧職；也就是說，他僅僅是寺內諸僧眾之一。因此，我們有興趣的是：唐代寺院組織和寺院對外的活動，以及其與寺院的發展之間的關係如何？
唐代寺院的組織係「每寺立三綱，以行業高者充。」所謂的三綱是指上座、寺主和都維那，（註128）這是寺院中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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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24 ：同前書，卷7，頁1-2。
註125 ：同前書，卷8，頁7。
註126 ：《八瓊室金石補正》，卷49、頁16-18，<清信女宋小兒造金剛經并心經碑>。
註127 ：同註122。
註128 ：《舊唐書》卷43，<職官>二：「祠部郎中一員，凡天下寺有定數，每寺立三綱，以行業高者充。<諸州寺總五千三百五八所，三千二百三十五所僧，三千一百二十二所尼。每寺上座一人，寺主一人，都維那一人。>凡僧簿籍，三年一造。」
頁150
要、地位亦最高的三種僧職，以統領寺院。從本願寺碑刻中寺僧題名中（在長安二年和中宗經幢、金剛經碑、舍利塔石象碑、三門碑和銅鐘銘，都有寺僧題名），包含了本願寺三十年之內寺職的變動（註129）對於我們了解唐代寺院寺職，提供了一些線索。首先，文獻上三綱的次序一般作上座、寺主和都維那，但本願寺的碑刻顯示：此三者並無固定的次序。
第二，三綱由寺內高德擔任，而可轉任。<舍利塔石象碑>（完成於開元八年）上三綱為寺主希名、都維那惠仙、上座惠超，<三門碑>（開元十三年以後，無確實年月）的三綱為上座道解、寺主希名、都維那惠仙；<銅鐘銘>（完成於開元十九年）上三綱為都維那惠仙、寺主道瑗、上座慧超（當作惠超）（註130），惠仙至少從開元八年至十九年間皆任都維那之職，惠超曾一度卸下上座之職，後又再度出任此職。
第三，寺院的三綱在寺院的建設方面有著領頭的作用，但實際上的負責人，卻是其他的僧人或俗人。如本願寺的三門雖是由本寺的三綱等一十四高德僧人發展續修，不過，實際上負責此一工程的是僧人智秀和信徒曾義慕。又，本願寺銅鐘是由本寺三綱倡議改作的，但擔任此工程「都檢校」的是信徒曾義慕。第四，寺院樹立經幢、建造刻經碑等有大批信徒參與的宗教活動，大都不是由三綱發起的。除了長安二年發起造石像堂和經幢者是都維那僧知孫之外，金剛經碑和開元九年經幢的發起者都是智秀。智秀在本願寺的各項宗教活動幾乎都扮演著主導的角色，他以他卓越的講經能力，親近信徒，對鹿泉縣的信徒發揮其影響力，組織邑會，刻經建幢，並鼓勵信釐金贊助寺院的建設，促進寺院的發展。由此可知，中古地方寺院的發展如本願寺者，主要是出於像智秀這樣篤實親近信徒僧人的志業和努力。
六、結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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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29 ：舍利塔完成於開元八年，銅鐘及鐘樓完成於開元十九年，此二者立碑的年代晚於完成的年代，但記述贊助者題名當以完成之時為計。三門碑的年代不詳，大約在開元十三年以後。從長安二年經幢有寺僧題名，至開元十九年，其間約三十年。
註130 ：《常山貞石志》，卷9，頁24；卷8，頁21；卷9，頁18。
頁151
在我們可知的本願寺四十餘年（武后長安二年迄宗天寶四年）的發展時期，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其時獲鹿地區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它可以說是當時獲鹿地區歷史的一幅寫真。
本願寺的發展為什麼特別是集中在這四十餘年之內？除了自高宗以來佛教興盛這個普遍性的因素之外，和獲鹿地區經濟的榮枯、居民的成份以及僧人智秀的教化，都有密切的關連。獲鹿地區在高宗和玄宗天寶初年兩度興修水利，農業生產增加，有助於地區經濟力的提昇，使得當地佛教信徒更有餘裕贊助寺院的各項宗教活動和寺院的建設。又，由於有不少獲鹿地區居民參與征高麗的戰役，軍旅行役之苦，使他們傾向於藉助宗教活動以祈求平安，這也是促進本願寺發展的因素之一。又，地方官員有志於累積其「象徵資本」----名望的意圖，則有助於本寺寺院的硬體設施的建設。
僧人和寺院的發展有密切的關連，從中宗神龍中以迄天寶初年，本願寺僧智秀以其講經的長才，活躍於獲鹿地區，募化居民，是本願寺發展的一大功臣。他既從未擔任寺內三綱這樣具有領導性的僧職，在《續高僧傳》中也沒有他的傳記；若不是由於本願寺這幾個碑刻，我們將永遠不知道有智秀這個人。事實上，在中古佛教的發展中，當有不少像智秀這樣深入民間，把佛教推廣及廣大的庶民層。就佛教向庶民層推展的過程中，他們的影響力可能比那些列入《高僧傳》中的著名僧人，還要更大、更廣一些。
本文以獲鹿本願寺為主軸，用微觀研究法，探討四十餘年間此寺的發展，兼以了解其時獲鹿的地方社會，而發現以其時佛教的石刻資料，從一個寺院的歷史延伸到其地區歷史的研究，是可能的。做為一個中古史的研究者，私意感到一些鼓舞。如透過微觀研究，妥善運用史料，則我們至少可為中古史增添中古地方史的研究、地方佛教的研究、平民的研究、非高僧的僧人等新的課題。中古史的場景擴大了，同時它也將不僅是限於少數貴族、高等僧侶演出的舞台，多數平民百姓的生活可望逐漸被人從久經湮沈的歷史中浮顯出來，和前者同台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