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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or |
董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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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e | 200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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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s | 4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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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sher | 貴州人民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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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cation | 貴陽, 中國 [Guiyang, Chi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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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ent type | 書籍=Boo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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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nguage | 中文=Chine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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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e | 大思想家與中國文化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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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word | 中國佛教=Chinese Buddhism; 惠能=慧能=Hui-neng; 禪宗=Zen Buddhism=Zazen Buddhism=Chan Buddhism=Son Buddhis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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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幾十年來，禪學研究一直是中國禪學界，佛學研究的一大熱點。不論是在內地還是港台，對慧能和禪學思想研究的興趣，可說是長盛不衰，現已推廣到了多個方面，獲得了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但不難發現仍留有探索的空間。譬如，在文化視野下更為全面、深入和系統地，審視慧能和中國文化的關係，就還需要有分量的成果，本書在這方面便作出了很有價值的思考。本書首先確立了一個基本的前提，即慧能禪學是中國文化發展到唐代的必然產物，再從三方面分析慧能與中國文化的關係：
第一、慧能禪學是作為中國傳統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慧能的禪文化。
第二、慧能建構禪文化的過程，及其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回應。這部分是作者心得較多處，既針對儒道兩家討論的重要問題，也回應墨家的精神傳統，更分析了慧能和中國佛教自身的聯繫。
第三、慧能禪學對中國文化的影響。作者試圖全面討論慧能禪學，對後世禪宗、宋明理學、宋元道教、中國藝術精神，和中國士大夫的生活方式，諸方面的影響。本書在不少方面，表現出自己的個性和特色，並對一些問題進行了較深入的討論：
（1）從對中國社會，尤其是唐代社會的文化互動出發，揭示慧能禪文化產生的必然性和社會基礎。認為慧能禪學是中國佛教思想發展的必然產物，也是中國佛教對中國傳統文化，反思的必然結果。唐代的文化結構，是儒釋道三教並重，而又致力於建立在此基礎上的，一體統一的主流文化。在這過程中，三教先後完成了融合過程：先是禪宗，儒教到宋代形成理學，道教到元代形成全真道，才分別完成這過程。作者依此，分析了三教間的互動，及慧能在建構禪學體系時，對這問題的自覺思考。
（2）分析慧能禪文化的基本特點。抓取慧能的家庭出身、個人身份、經濟狀況、教育程度、民族、生活區域、交往圈、社會歸屬、生活經歷，及所依宗經等方面，考察慧能思想的特色。揭示慧能禪學，具有修行的簡易方便，覺悟的迅捷，精神的自信，主體的自主自由，佛性即人性的平等，及其側重于人生的解脫等，並不特別關注形上的問題。
（3）對歷史上不同的《壇經》版本，作者將其看作是慧能禪文化的發展史，是不同歷史時代，根據社會和宗教發展的需要，對慧能形象的完善。這是一個獨特的考察視角。
（4）對中國文化之組成部分的，慧能禪文化本身的特色，作者從心性論、頓悟論、修行論和方法論，四方面加以研究，基本上涉及了慧能禪學的內容。對心性論，作者著重討論了佛性問題，和這問題所含的儒學化成分，強調佛性即是人性。對頓悟論，作者詳盡分析其含義，引入科學家對頓悟的研究，來說明之，強調頓悟論在宗教史上，或文化史上的意義。對修行論，突出慧能的無修之修。對方法論，分析了慧能的對法，並將此和慧能的內在超越觀結合，討論了眾生與佛、煩惱與菩提、入世和出世、語言與真理等中道關係等。
（5）考察慧能對傳統文化中，儒道墨文化的反省，分從心性說的儒學化、形神論的突破、有與無的融合、言意辯的超越、知行觀的貢獻、悟修論的相通、自力論的趨同、道德觀的回應諸方面進入。如心性說的儒化，表現為人性化的佛性論、道德化的人性論、智慧性的人性論等；言意之辯的超越，突出慧能在禪的本質之可說，和不可說間的中道觀，是對傳統言意觀從盡與不盡、可說與不可說角度討論的超越；自力化的趨同，除分析慧能對儒道相關思想的回應的外，特別揭示慧能對墨家之平民文化的，自力觀的回應和超越；道德觀的回應，強調慧能禪學的倫理精神，和儒家道德的內在聯繫。
（6）分析慧能對中國佛教文化傳統的反省，具體分為三個方面：
1.慧能和佛教高僧的關係。
以此說明慧能對高僧之佛教中國化建設經驗的省察，以慧能與道生、僧肇的關係，為考察物件，具體化為僧肇的空觀，及中道方法論對慧能的影響，道生的佛性，和頓悟論對慧能的影響；
2.慧能對佛教經典的吸收。
揭示了禪宗借教悟宗的特點，重點討論了《金剛經》、《涅槃經》、《維摩經》、《大乘起信論》和《楞伽經》等經論，對慧能的影響；
3.討論慧能禪宗和教下諸宗的關係。
主要集中在慧能禪宗和楞伽宗、天台宗、淨土宗、唯識宗等宗的異同。
（7）闡述慧能對後來中國文化，特別是對後世禪宗，和宋明理學的影響。
對宋明理學，考察了慧能對氣學、道學和心學的不同影響，對氣學，特別提出張載加以分析，張載在對佛教，包括慧能的思想，進行批評的同時，又吸收了佛教的方法論；道學方面，以朱熹為代表，分析朱熹道學和慧能禪學的關係；心學方面則再加以細化，分別對陸九淵、陳獻章和王陽明與慧能的關係，展開了討論，多有新意。
（8）本書的撰寫，能以一個較充分的動態研究為準備，這是很可貴的。故作為附錄的“五十年來的慧能研究論著索引”就顯得很有意義，雖對日本和英語世界的研究成果，沒引起足夠的關注。正是以這幾十年來，前人研究為基礎，才有可能在已有的慧能研究的基礎上，再進一步。
當然，本書在許多方面，都還有進一步舉證，和深入研究的必要。例如，作者為遷就儒、釋、道三教互動的總體框架，在缺乏相應論證、亦未給出充足理由的情況下，將墨家的思想一併歸入儒道文化的範疇中進行討論，這樣做似乎過於大膽了；又認為唐代慧能禪學，先于宋代理學和元代道教，率先完成三教合一的文化建構，對後世的中國文化產生深刻影響。但問題在：什麼叫做“完成”？後來的理學，是否也是對慧能禪學的某種超越（不僅僅是吸取）。如果是，又當如何來看待慧能的“完成”？這是需做進一步思考的；同時，在慧能禪學對後世中國文化的影響方面，其對道教心性論、修行論的影響、對中國藝術精神的影響、對中國士大夫生活方式的影響等，竊以為還有些更深刻的分析。此外，書末再附本書的《內容介紹》，似亦無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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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ts | 4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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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ed date | 2004.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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