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救國，宗教抑哲學？ -- 梁啟超早年的佛教觀及其轉折(1891-1912) |
|
|
|
| Author |
王俊中
|
|---|
| Source |
史學集刊
|
|---|
| Volume | n.31 |
|---|
| Date | 1999.06 |
|---|
| Pages | 93 - 116 |
|---|
| Publisher | 中國歷史學會 |
|---|
| Content type | 期刊論文=Journal Article |
|---|
| Language | 中文=Chinese |
|---|
| Keyword | 梁啟超; 康有為; 佛學; 日本佛學; 伯倫知理 |
|---|
| Abstract | 以往學界研究梁啟超的思想和行徑，角度多不一致. 早期西方學界多沿著Joseph R. Levenson 的觀點，認
為梁氏是「理智上疏離中國文化傳統，而感情上仍與傳統聯繫.」這個說法後來受到東西方學者的諸 多質疑，有的認為梁氏的最終關懷是政治的實踐而非文化的選擇，本文則從「傳統文化是多元而非一元」的角度出發，察看梁氏對傳統的另一支：佛學，期接觸的緣起及容受態度的轉變，並觀察佛學對梁氏的最關切的視點：「救國實踐」上，有無影響和意義.
前言部分，止在對過去研究梁啟超的重要成果作一回顧，並說明本文的主題和時間斷限與研究方法. 第二部分，
探討梁氏在1898年前的信仰態度，指出受限於傳統的祖先崇拜，梁氏對佛教的接觸，完全由乃師康有為在性格和信仰上的差別，與兩人對「宗教救國」和「孔教國教化」的支持度的強弱.
第三部份，文分兩段，首段探討梁氏在戊戌變法失敗，出亡日本前夕，在日本的佛教如何在傳統和西方這兩種
力量的作用下，產生的三派佛教勢力，即1. 國家權力提供傳教機會，自身亦願意擔任「護國」任務的國家佛教
(舊派); 與2. 受到國外宗教風氣影響，強調政教分離的精神佛教 (新派); 與3. 抱持「大乘佛教非佛說」的原始佛教派 (新派). 梁氏在日本期間，在精神上或思想上對佛教都有新的轉變，自其作品推斷，他受到「精神主義」派佛教的影響最深. 其二. 在日本受德國學者伯倫知理(Johann Kaspar Bluntschli) 國家論等的影響，使梁氏對宗教和建立現代化國家的關係，有了不同以往的解釋，在所發表的《論佛教與群治的關係》與《我的生死觀》中，梁氏自以往「宗教國教化」的角度思考，乃積極鼓吹佛教的「智信而非迷信」，「入世而非厭世」，「兼善而非獨善」，「自力而非他力」等特質，認為較之孔教和基督教，佛教更適合在中國，成教化現代「新民」的宗教力量.
在餘論中筆者認為梁氏等知識份子對佛教的看法，似只能看做「佛學」的範疇，與實際當時佛教界的發展有所
差距. 並指出在梁氏等的鼓吹下，減緩了佛教團體在動盪時局中受到的破壞，從而引發在民國初年佛教的復興運動. |
|---|
| Hits | 725 |
|---|
| Created date | 2000.09.22
|
|---|
| Modified date | 2012.10.31 |
|---|
 |
Best viewed with Chrome, Firefox, Safari(Mac) but not supported I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