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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者 |
彭自強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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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年月日 | 1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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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者 | 中國人民大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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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サイト |
https://www.ru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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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地 | 北京, 中國 [Beijing, Chi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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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の種類 | 博碩士論文=Thesis and Dissert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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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語 | 中文=Chine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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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 | 博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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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 | 中國人民大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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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部・学科名 | 中國哲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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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導教官 | 方立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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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卒業年 | 1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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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キーワード | 魏晉南北朝佛教=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ries Buddhism; 三教融合=三教調和=三教合一=Trin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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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録 | 中國傳統文化以儒、道、佛三家的交融互補為基本內容。儒家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在中國古代社會中大體一直處於主導地位，道（包括道家和道教）、佛兩家處於一種輔助的地位。儒、道、佛三家由於相互之間在思想內核、價值取向等方面的差異，不可避免地發生抵牾乃至衝突，相互指責與攻擊對方的不足或缺陷，同時又通過吸取對方的相關因素來調整、充實自身的思想內容。三家思想就是在這種不斷的衝突與融合的過程中，相互促進、共同提高。儒、道、佛三家的衝突與融合，使中國傳統文化在總體上保持常變常新的態勢。佛教作為一種外來的宗教文化，它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面臨以儒、道兩家為代表的本土思想文化的迎拒。儒、道對佛教的排斥、同化與利用，佛教對儒、道的依附、抗衡與滲透，構成了佛教與儒、道關係的主要內容，貫穿於佛教中國化的過程之中。湯用彤先生在論述外來思想文化與本土思想文化的交流時，認為大致要經過這樣三個階段，即在交流的開始階段，由於相互瞭解的不多，“因為看見表面的相同而調和”；隨著交流的進行，各自的特點逐漸表現出來，“因為看見不同而衝突”；在交流的第三個階段，由於相互間的深入瞭解，不僅看到不同之處，而且還看到了實質上的相同之處，在更高的層次上，“因再發見真實的相合而調和”（參見湯用彤，1996，778）。佛教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與儒、道的關係也大致經歷了這樣幾個階段。自漢代佛教傳入中國內地，直到東晉時期，佛教在總體上對儒、道處於依附的狀態。在漢代，佛教在宗教觀念上依附于神仙方術，在政治倫理觀念上迎合儒家；在魏晉時期，佛教在思想內容和方法上著重依附玄學，在內容上更加充實，並逐漸擴大流傳，從而又反過來對玄學?生影響。從東晉開始到南北朝時期，佛教對儒、道處於一種抗衡的狀態。由於佛教自身的極大發展，它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異的特點越來越充分地展露出來，佛教對整個社會生活的影響在範圍和程度上也越來越寬廣和深入，這使得儒、道對佛教採取一種相對激烈的爭鬥姿態；佛教自身的發展也使其有實力與之抗衡，同時在這種相對激烈的衝突過程中，佛教也得到了進一步的完善。隋唐時期，佛教與儒、道三方都更清楚地認識到各自的特點及其作用，相互吸取對方思想中的相關因素以使自身得以充實和完善，三教一致、三教融合日益成為儒、道、佛三教關係的主流。佛教融合儒、道的直接表現就是在攝取儒、道思想的基礎上，結合佛教自身的特點，形成了中國化的佛教宗派，如天臺宗、華嚴宗及禪宗等。同時佛教的思想內容及其特點也為儒、道所借鑒和吸收，最突出的就是宋明理學對佛教的融彙。宋明理學的建立，也標誌著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融合的成功。 佛教經過長期與儒、道之間衝突與融合的過程，由一種外來的宗教文化最終徹底地融入中國文化之中，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給中國固有的思想文化帶來了新的因素，在吸取儒、道兩家相關因數的同時，又保持了自身所具有的特點。儒、道兩家在這一過程中，有效地吸收了佛教文化的成果，成為具有新的文化因數的儒、道，但儒、道仍然是儒、道，表現出了鮮明的文化主體意識和民族精神的獨立性。因此，對佛教與德、道的衝突與融合進行系統的研究，不僅對深入確切地理解與闡釋中國傳統文化具有重要意義，而且總結這一過程本身所包含的異域文化與本土文化、宗教文化與世俗文化之間的交流所具有的某些特點和規律，對於今天我們正在進行的現代化文化建設也具有?示與借鑒的作用。本文以漢魏兩晉時期佛教與儒、道的衝突與融合作為研究對象。按照歷史的先後順序，力圖通過梳理佛教傳入中國後早期發展階段與儒、道關係的事實，明瞭佛教由完全依附於儒、道到逐步自主地吸收與利用儒、道的變化，以說明佛教在這一過程中既吸收與利用儒、道的相關思想因素，又竭力保持自身內在思想與外在特徵的獨立性的特點，以及漢魏兩晉時期儒、道、佛三家互動的規律。全文共分七章，各章寫作的意圖、理路和大意如下：第一章從漢代一般人對佛教的理解和佛教界自身對佛教的理解兩個方面來說明漢代佛教對儒、道的完全依附。指出佛教在傳入中國的初期，一般人將佛教視同神仙方術，佛教界自身不僅認同這種理解，而且同樣也是以當時流行的道家思想來理解與宣傳佛教的。第二章主要是通過對安世高和支讖所譯佛經中幾個概念的分析和對康僧會佛教思想的歸納，以說明佛教的獨立性的初步體現。其中對安世高譯經中的“五陰”、“非身”觀念和支讖譯經中的“本無”、“自然”觀念的分析表明佛教不僅仍然受道家思想的影響，同時也表明佛教對道家思想由被動依附到初步主動吸收的變化；康僧會的佛教思想所呈現出來的特色又表明儒家思想對佛教的極大影響。第三章是佛教般若學與魏晉玄學的交融的上半部分，著重理清佛教般若學與魏晉玄學相互交融的主要線索。首先對佛教的“格義”與“得意”進行了比較細緻的界定與分析，認為般若學由“格義”到“得意”的轉變代表了佛教對中國傳統文化由表面的字句比配到力圖系統融彙的過程，“六家七宗”的出現是這一轉變的直接結果，在這一過程中，“言意之辯”作為玄學的重要內容和方法論思想，對般若學?生了極大的影響，是般若學實現由“格義”到“得意”的轉變的樞紐。其次對“六家七宗”中代表性的三家本無宗、心無宗和即色宗的思想特點以及增肇的《不真空論》的思想內容及其意義進行了分析與闡釋，認為從“六家七宗”到《不真空論》，表明般若學的思想內容與方法由主客分離到即體即用的發展。第四章是佛教般若學與魏晉玄學的交融的下半部分，通過對魏晉名士中的兩個代表人物孫綽與郗超調和儒佛、儒佛同一的思想的分析，以展示世俗人士對佛教理論及其社會作用的理解，也表明玄學與佛學、名士與名僧的密切聯繫。第五章以“老子化胡”說為個案，對道教的“老子化胡”說和《老子化胡經》的由來及其內容，以及佛教對之進行回應的“三聖東行”說作了比較細緻的梳理。從佛教對“老子化胡”說由接受到反對這種態度上的轉變，表明了佛教勢力的增長，同時這也是爾後“夷夏之爭”的濫觴。第六章以東晉時期兩次沙門敬不敬王者之爭為主要內容，在分別介紹了庾冰與何充、桓玄與王謐之間論爭的觀點後，著重分析了慧遠《沙門不敬王者論》的內容及其意義。認為這兩次論爭具有思想上的邏輯聯繫，論爭的實質是佛教與儒家禮法的衝突與妥協，慧遠有關沙門不敬王者的思想是這次論爭的理論成果，他對佛教的社會作用的論述及其給佛教在中國社會中的定位的觀點，對佛教在中國的發展具有重大的影響。第七章以因果報應與形神生死兩個論爭為主要內容，在反佛論者一方著重介紹了戴逵以及桓玄等人的觀點，認為傳統的善惡報應論和命定論是他們反對佛教因果報應論的主要思想；通過對慧遠因果報應論和形盡神不滅論的內容及其論證的分析，表明慧遠的有關理論既結合了中國傳統思想中的相關因素，又具有印度佛教相關思想的影響，他的因果報應論和形盡神不滅論是佛教中國化在理論上的重要成果。結語部分對本時期佛教與儒、道的衝突與融合過程進行了概括，對本時期佛教與儒、道之間關係的特點進行了總結。（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摘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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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ヒット数 | 15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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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成日 | 2005.09.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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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日期 | 2023.01.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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