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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能與中國文化
著者 董群
出版年月日2001.10
ページ440
出版者貴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地貴陽, 中國 [Guiyang, China]
資料の種類書籍=Book
言語中文=Chinese
ノート大思想家與中國文化叢書
キーワード中國佛教=Chinese Buddhism; 惠能=慧能=Hui-neng; 禪宗=Zen Buddhism=Zazen Buddhism=Chan Buddhism=Son Buddhism;
抄録幾十年來,禪學研究一直是中國禪學界,佛學研究的一大熱點。不論是在內地還是港台,對慧能和禪學思想研究的興趣,可說是長盛不衰,現已推廣到了多個方面,獲得了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但不難發現仍留有探索的空間。譬如,在文化視野下更為全面、深入和系統地,審視慧能和中國文化的關係,就還需要有分量的成果,本書在這方面便作出了很有價值的思考。本書首先確立了一個基本的前提,即慧能禪學是中國文化發展到唐代的必然產物,再從三方面分析慧能與中國文化的關係:

第一、慧能禪學是作為中國傳統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慧能的禪文化。
第二、慧能建構禪文化的過程,及其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回應。這部分是作者心得較多處,既針對儒道兩家討論的重要問題,也回應墨家的精神傳統,更分析了慧能和中國佛教自身的聯繫。
第三、慧能禪學對中國文化的影響。作者試圖全面討論慧能禪學,對後世禪宗、宋明理學、宋元道教、中國藝術精神,和中國士大夫的生活方式,諸方面的影響。本書在不少方面,表現出自己的個性和特色,並對一些問題進行了較深入的討論:
(1)從對中國社會,尤其是唐代社會的文化互動出發,揭示慧能禪文化產生的必然性和社會基礎。認為慧能禪學是中國佛教思想發展的必然產物,也是中國佛教對中國傳統文化,反思的必然結果。唐代的文化結構,是儒釋道三教並重,而又致力於建立在此基礎上的,一體統一的主流文化。在這過程中,三教先後完成了融合過程:先是禪宗,儒教到宋代形成理學,道教到元代形成全真道,才分別完成這過程。作者依此,分析了三教間的互動,及慧能在建構禪學體系時,對這問題的自覺思考。
(2)分析慧能禪文化的基本特點。抓取慧能的家庭出身、個人身份、經濟狀況、教育程度、民族、生活區域、交往圈、社會歸屬、生活經歷,及所依宗經等方面,考察慧能思想的特色。揭示慧能禪學,具有修行的簡易方便,覺悟的迅捷,精神的自信,主體的自主自由,佛性即人性的平等,及其側重于人生的解脫等,並不特別關注形上的問題。
(3)對歷史上不同的《壇經》版本,作者將其看作是慧能禪文化的發展史,是不同歷史時代,根據社會和宗教發展的需要,對慧能形象的完善。這是一個獨特的考察視角。
(4)對中國文化之組成部分的,慧能禪文化本身的特色,作者從心性論、頓悟論、修行論和方法論,四方面加以研究,基本上涉及了慧能禪學的內容。對心性論,作者著重討論了佛性問題,和這問題所含的儒學化成分,強調佛性即是人性。對頓悟論,作者詳盡分析其含義,引入科學家對頓悟的研究,來說明之,強調頓悟論在宗教史上,或文化史上的意義。對修行論,突出慧能的無修之修。對方法論,分析了慧能的對法,並將此和慧能的內在超越觀結合,討論了眾生與佛、煩惱與菩提、入世和出世、語言與真理等中道關係等。
(5)考察慧能對傳統文化中,儒道墨文化的反省,分從心性說的儒學化、形神論的突破、有與無的融合、言意辯的超越、知行觀的貢獻、悟修論的相通、自力論的趨同、道德觀的回應諸方面進入。如心性說的儒化,表現為人性化的佛性論、道德化的人性論、智慧性的人性論等;言意之辯的超越,突出慧能在禪的本質之可說,和不可說間的中道觀,是對傳統言意觀從盡與不盡、可說與不可說角度討論的超越;自力化的趨同,除分析慧能對儒道相關思想的回應的外,特別揭示慧能對墨家之平民文化的,自力觀的回應和超越;道德觀的回應,強調慧能禪學的倫理精神,和儒家道德的內在聯繫。
(6)分析慧能對中國佛教文化傳統的反省,具體分為三個方面:
1.慧能和佛教高僧的關係。
以此說明慧能對高僧之佛教中國化建設經驗的省察,以慧能與道生、僧肇的關係,為考察物件,具體化為僧肇的空觀,及中道方法論對慧能的影響,道生的佛性,和頓悟論對慧能的影響;
2.慧能對佛教經典的吸收。
揭示了禪宗借教悟宗的特點,重點討論了《金剛經》、《涅槃經》、《維摩經》、《大乘起信論》和《楞伽經》等經論,對慧能的影響;
3.討論慧能禪宗和教下諸宗的關係。
主要集中在慧能禪宗和楞伽宗、天台宗、淨土宗、唯識宗等宗的異同。
(7)闡述慧能對後來中國文化,特別是對後世禪宗,和宋明理學的影響。
對宋明理學,考察了慧能對氣學、道學和心學的不同影響,對氣學,特別提出張載加以分析,張載在對佛教,包括慧能的思想,進行批評的同時,又吸收了佛教的方法論;道學方面,以朱熹為代表,分析朱熹道學和慧能禪學的關係;心學方面則再加以細化,分別對陸九淵、陳獻章和王陽明與慧能的關係,展開了討論,多有新意。
(8)本書的撰寫,能以一個較充分的動態研究為準備,這是很可貴的。故作為附錄的“五十年來的慧能研究論著索引”就顯得很有意義,雖對日本和英語世界的研究成果,沒引起足夠的關注。正是以這幾十年來,前人研究為基礎,才有可能在已有的慧能研究的基礎上,再進一步。

當然,本書在許多方面,都還有進一步舉證,和深入研究的必要。例如,作者為遷就儒、釋、道三教互動的總體框架,在缺乏相應論證、亦未給出充足理由的情況下,將墨家的思想一併歸入儒道文化的範疇中進行討論,這樣做似乎過於大膽了;又認為唐代慧能禪學,先于宋代理學和元代道教,率先完成三教合一的文化建構,對後世的中國文化產生深刻影響。但問題在:什麼叫做“完成”?後來的理學,是否也是對慧能禪學的某種超越(不僅僅是吸取)。如果是,又當如何來看待慧能的“完成”?這是需做進一步思考的;同時,在慧能禪學對後世中國文化的影響方面,其對道教心性論、修行論的影響、對中國藝術精神的影響、對中國士大夫生活方式的影響等,竊以為還有些更深刻的分析。此外,書末再附本書的《內容介紹》,似亦無必要。
ヒット数253
作成日2004.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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