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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佛教史論集(七)-民國佛教篇

開國時期的佛教與佛教徒

 

開國時期的佛教與佛教徒

書   新

 

     中華民國的締造,在我們民族歷史上,是一件極其艱鉅的工作。在這上面,我們表現了至大的道德勇氣,至高的創作智慧,與無比的犧牲精神。開國時期,僅在人才之盛這端而言,即足證明我言無謬了。當時的人物,個個皆具有天縱的睿智,個個皆具有深湛的修養;至於遠大的抱負,絕卓的才幹,則更不在言下。這些人物來自社會各個角落,自然也有來自佛教方面的。開國時期,佛教徒在衛國與護教的事業上所表現的,所成就的,確乎夠得上可歌可泣,有聲有色的程度,以之匯歸於締造民國的廣大運動中,促成革命的成功,社會的進步,是有不可磨滅的貢獻的。今天,我們不妨重話前塵,再溫故夢。一則是緬懷前人的大德,聊致敬仰感激之忱,一則是策勵自己的志事,以期承續遺規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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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國時期的佛教與佛教徒

     開國之前,佛教所遭遇的是空前未有的慘烈法難。怎麼說是空前的呢?因為往昔所謂法難,無過於三武一宗禍,其實這種法難僅不過是幾個帝王的一意孤行而已,大了不起再加一些官僚們趁火打劫,怎麼也動搖不了佛教的根本。但在清朝末年,則大不然了。當時迫害佛教的不再是少數帝王官僚,而是整個社會,佛教大有被連根拔起的可能,誠可謂面臨生死存亡的最後的關頭,危機的嚴重,不待高明之士的大聲疾呼,人人皆可清晰明白的看到。故而我們不能不說是空前未有。

     八國聯軍之役,打垮了滿清皇室的自大心,更打垮了慈禧太后的自信心。她自認為無以對國人,頗有點改過贖罪的意思。於是下了一道詔書,刷新政治,把數年前康有為所建議的新法,一股腦付諸實施。其中有一項對佛教影響特別重大,把一些英雄佛子逼上革命的道路,即是興辦學校一事。光緒二十二年,下詔興學,命各地士紳組織教育會以董其事。所謂士紳,不過是些退職的官僚,或現任官僚的親屬,乃至一些地痞流氓之類。尋常無事的時候,他尚且魚肉鄉里以圖自肥,一旦奉了聖旨,那就不必說了。教育會首先藉口籌措經費,覓取場地,向佛教寺院開刀,全國各地一時均鬧出驅僧、毀像、佔廟、提產的惡作劇。那時的佛教,在家信徒向無組織,沒有幾個以弘法衛教為職事的,可以說佛教並無社會基礎,其根本自然的就在於僧寺了。這是病態,本來就含藏著一種危機,當教育會向僧寺伸出魔掌的時候,這種危機遂被觸發,一種顛覆性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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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降臨。

     太炎居士章炳麟第一個出頭為佛教呼籲。他當時在日本擔任同盟會的宣傳工作,看到國內如火如荼的毀佛浪潮,大為不安,發表一篇「告佛弟子書」,明白的指出,時代不同了,中國佛教徒要拿出大方便,大智慧來弘化度生。他又概略的介紹日本維新後佛教徒的努力與成就,希望國人借鏡參考。接著又發表一篇「告白衣書」,指出宗教信仰為人生所不可缺少的,佛教在中國已千餘年,廣得國人的信重,舉世諸國也因我們在大乘佛法上的成就而信重我們,目前佛法不止是佛弟子所應愛護,每一中國人為著國家前途也應愛護他。這兩篇文章,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是中國近代佛教史中極重要的文獻,它燃起很多青年佛子的求新護教的熱忱,而開創出今日的局面。

     與太炎同時,石埭楊仁山居士,也從時代的風暴中挺身而出,從事弘化護法的工作。楊居士幼習儒業,深明世務,因讀大乘起信論而歸佛。同光之間,遊歷歐美,深入的觀察各國政教情況,並與日本佛教徒南條文雄相值,兩人約同盡力為弘揚佛法而奮鬥。未幾又與印度著名居士達磨波羅相接納,共勉為佛教開拓新局面。這可謂中國佛教向國外發展的先聲,也是國外佛教影響我們的嚆失。楊居士回國後,創辦了很多事業,金陵刻經處與祇洹精舍是最輝皇的,他以流通佛經為佛教創立新的社會基礎,以辦學為佛教作育新的人才,他的事業在近代中國來說,不下於馬鳴菩薩在古代印度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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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埭座下,很有幾個傑出弟子,皆能繼承師志,光大所學。首應一提的是瀏陽譚嗣同。他從楊居士求學時,致力於華嚴、唯識的研究,以其傑出的智慧,很快的抓到了大乘佛法超邁世出世間的真精神,更進而以儒家學說為方便,構成他有名的「仁學」的思想,這一路線,或者說他的學說在佛教內外,都掀起了歷時久遠的波瀾,惜乎譚君年事方盛,便慘死於清廷手中,未能繼續完成他那偉大的菩薩入世事業。

     僧眾裡,與楊居士最後接近的是金山月霞法師。月公是江蘇人,與烏目山僧宗仰法師為法兄弟。性剛毅勇猛,執義敢言,對內外學俱有精到研究。光緒中葉已有盛名,無意間與楊居士相遇,交談之下,對居士的主張大為傾倒,從此便精誠合作,不避艱苦。他每次見到楊居士就五體投地的膜拜,有人責難他不夠以比丘頂
禮白衣。月公辭正言厲的答覆道:「他是大願菩薩善權現示,我即為比丘怎敢不拜。」楊居士在事業上,常為經濟困乏所窘,只要月公知道了,必即刻為之四出勸募,歸來後,連數目都不點,雙手交給楊居士支用。後來祇洹精舍關閉了,月公在上海另創一華嚴大學,以續其後,這是中國佛教第一所大學。

     月公之外,尚有亞髠法師其人。亞公,俗家身世未詳,可能受過新教育,通英日語,能書善繪,有抱負,與楊居士也曾接觸過。光宣之際,雲遊江浙諸地,鼓吹革新佛教,常以同盟會的宣傳品,介紹僧眾閱讀。他最注意的是僧教育,在江蘇辦過僧學堂。其次則是華山法師,他與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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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僧有關係,正式參加了同盟會,經常以革命宣傳品介紹給青年僧侶。受他影響的人極多,如太虛、玉皇、仁山、智光等大善知識都與他有往來。還有栖雲法師者,俗姓李,江蘇人,師範學堂畢業,留學日本,接觸到佛教,遂返國出家。他是同盟會員,鼓吹革命不遺餘力,並介紹日本佛教近況,給一般保守的僧侶,因為他時而僧服,時而便裝,人皆目為怪僻。他與八指頭陀、楊居士都有往還,當時起的作用甚廣甚大。

     這些人物都是開風氣之先,創一代楷模的,他們掀開了近代佛教史,也直接的誘導出開國期間佛教徒轟轟烈烈的行為。於國於教,俱有其貢獻。

 

     直接參加開國政治活動的僧眾,為數很多。最為人注目的是烏目山僧宗仰法師,他常用俗名,叫黃中央。與  國父中山先生最為莫逆,在宣傳與經濟上,給同盟會出了很大的力,尤其是對當時的智識份子,他起了很大的影響。只是他在日本時,對他們的佛教情形,極為不滿。認為不滿。認為中國佛教的問題,只是環境不好而已,歷代祖師遺留下來的陳章舊規,並無不適當的地方。只要推翻腐敗的滿清,刷新政治,佛教的環境好轉了,唐宋的盛況,不難再現。因此他在上海時,對月霞、楊仁山諸大德並不十分支持。他曾刻印頻沙藏經,也曾有助於華嚴大學的開辦,但總不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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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事業上表現的有聲色。

     與宗公最要好的是蘇曼殊。他以能文享盛名於世。也是近代第一個通梵文的人。楊居士開創祇洹精舍時,在校中擔任過一個短時間的梵文教席,他和栖雲法師一樣,時僧時俗不甚注重傳統威儀。但其父執勸他結婚時,則嚴辭拒絕,不肯有損根本大戒。

     此外另有一般青年僧眾,所思所行,與此則大不相同。第一應首推太虛大師,他十九歲時讀到章太炎的告佛弟子書與譚嗣同的仁學,思想即大有轉變。二十歲時隨栖雲到楊仁山的學校讀書,革命熱忱更加旺盛。次年更由栖雲介紹到廣東某寺當方丈,在那裡,他接觸到革命黨人,參與其機密工作,黃花岡之役失敗,他的名字也被列入黑名單,幸而漏網脫走,回到浙江,而栖雲則被捕入獄,直到廣東光復,纔被釋放。

     這時浙江有鐵岩法師者,與黨人來往極其密切,他認定建立共和國與振興佛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工作,暗中以這種思想給與各寺的青年僧眾,互相勵勉,待機而動,適逢辛亥革命爆發,江浙各地紛起響應。鐵公遂拍賣廟產,以其所得,召集各寺僧中同志及有志護法的在家信徒,組織成浙江僧軍,推戴南京回來的僧師範學堂堂長諦閑法師任統領,準備進攻杭州。當時這支僧軍擁有五百餘人,二百餘槍,在紹興可謂首屈一指的革命武力。只是諦公老法師,未悉何故,不曾即時就職,統領事務暫由鐵公代理,正當要誓師出發,北上作戰時,江、浙各地均告光復,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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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政府浙江都督的命令,僧軍暫駐紹興,維持治安。數月後。又奉到解散的命令。僧軍中人,也認為民國既建,佛教徒應該作的事很多,不可長久羈糜軍中,遂遵命解散。諦公東走寧波,鐵公則留紹興,整頓當地佛寺。

     上海光復時,玉皇法師適在,他聯絡了當地七個佛寺的比丘與沙彌,以及有志革命護教的居士,也組成一支上海僧軍,接受都督陳其美烈士的指揮,擔任實際作戰工作,對上海光復,頗有貢獻。這支僧軍。有七百餘人,槍械齊全,紀律嚴明,並於光復上海寶山等地後,參加光復南京之役。民國政府成立,他們始行解散。

     而外,在湖南長沙,曾有僧人救護隊出現,未幾即解散歸寺。陜西安光復時,也有不少僧眾與革命軍協同攻擊八旗兵。這些青年佛教徒,無分僧俗,俱有高度宗教徒修養,尤其充盈著中國知識份子優美的淡泊恬退的精神,當仁時絕不退讓,事成後長揖而退。清室宣告讓位,民國建立成功,僧軍一辭,永遠在社會中消逝了。就連宗仰法師,也告別他十數年生死與共的革命伙伴,重新回到佛寺中,元勳既沒他的份,先烈也沒有他的份,但他卻心安理得。

 

     此後,在民國政府成立之初,佛教徒展開了建立教會的組織工作,並曾引起激烈的諍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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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歐互詆。

     楊仁山居士逝世時,以刻經處交付湖南歐陽竟無居士。民國肇建,歐陽居士以為中國佛教必須有一組織堅強的教會,始能適應爾後的新局面,於是他以祇洹精舍的在家同學李政綱、邱晞等為中心,組織了一個「中國佛教會」,並晉見臨時大總統中山先生,要求承認與支持,國父很鄭重的接見他們,面允依法備案。兩天以後,又給他們一封親筆函,表示贊同他們的作為。於是他們便在南京設一個辦事處,又創辦一個月刊,由濮一乘主持,這可以說是近代中國第一個佛教組織。他們提出一種改革主張,竟謂當時僧眾在爭廟產,講應赴的傳統中,業已腐朽,不足應付共和國的新局面,今後佛教徒要不分僧俗,能者為上,為佛教開創新局面。接著他們用極激烈的口吻,指摘出家眾無知短見,破見破戒,因而引起諸山長老大肆攻擊。只是這幾位居士非常剛強,尤其是李政綱多才善辯,他在四方圍政之下,三日一會,五日一文,展開政擊,可以說是字字動聽,語語驚人,所指摘的,無不正中佛門積弊,所建議的也皆有高深的見地。可惜後來動了肝火,對人破口大罵,失卻社會的尊重與同情,其會中的同志也多有退出他去者,不久「中國佛教會」也就捲旗揠鼓自告解散了。

     李政綱居士引起的風波正在動盪不定中,楊仁山另一高弟太虛大師又開一新風潮。民國政府成立時,他正在普陀山佛教小學堂裡教書,得訊後,立即渡海西來,趕到南京,一方面與其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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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李等展開筆戰,另方面與鐵口仁山,也是他的同學,籌組「中華佛教協進會」。他也到總統府晉見  國父,獲得其當面贊許。於是在鎮江金山寺,召開成立大會,宣佈展開佛教革命,要在教理上擺脫帝王們給佛教塗抹上的神奇鬼怪的外衣,注重人間佛教,建立人間淨土;在教制上擺脫依附行政系統,打倒子孫廟,成立統一的教會;在教產上要消滅私佔私有的現象,集中起興辦教育與社會慈善事業。這些主張今日看來,都是順理成章,平淡無奇的,但在當日卻被認為是駭人聽聞的新異之論,因而成立大會開到中途,就引起一場鬥毆,大打出手,不了了之。事後,金山寺裡反對者,把虛大師的師父八指頭陀搬了出來,到金山寺把虛公申斥一頓,帶往南京去了。「中華佛教協進會」遂於焉告終。

     另外,還有謝無量在揚州成立的「佛教大同會」。無量居士是四川青城人,天資卓嶷,幼有才名,後來遊學日本,參與同盟會,與太炎、宗仰、孑民等俱有深厚的友誼,也有甚大的蹩扭。他非但對佛法有高深的研究,對道教也有廣泛的涉獵,口能講,筆能寫。開國時,供職臨時政府,不知何故,跑到揚州創辦了一個大同會,以折衷、並容為號召,似乎是想以當時那種佛神不分的信仰為基礎,加以組織,成為中國的統一宗教,和後來的同善社一樣。他很有限度的參加了當時祇洹精舍出身的青年們的爭辯。又很技巧的保持著超然中立的態度。一時有些名士巨紳之流頗器重他,他的大同會也頗有聲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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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局勢雖然紊亂,卻有一個顯著的中心傾向,就是佛教要變,要新,要開創一個空前未有的時代。但是紊亂卻葬送了求變的努力。正當此時,蘇南浙北的諸山長老把詩名滿宇內的八指頭陀寄禪法師給搬了出來,號召各地僧教育會聯合起來,組織「中華佛教總會」。全國各寺聞訊之下,紛派代表前來參加,並出動有力人士勸說歐陽竟無、謝無量等取消獨立,解散組織,尊重總會的籌組工作。於是當寄公在留雲寺開會的時候,歐謝等人均致函擁護,宣佈原有的組織解散。不管「中華佛教總會」的基礎如何,在開國時期,佛教徒總算建立了一個超然獨立的教會。這是流血、流汗、流唾沫得到的成果。

 

     開國時期,佛教徒在護國衛道的目標下,自動的發揚大乘精神。從事救度工作,創下光輝的紀錄與豐美的成就,當時參予其事的人物均已凋謝或寂滅,但他們開創出來的道路,依然陳亘在我們前面,他們表現的精神,一直活躍在我們心中。現在我們面臨著一種比當時更為嚴重的厄難,中國佛教兩千年的基業,已竟蕩然無存,爾後我們如何延續法運慧命,確乎是一個歷史性的問題。我們有沒有當年開國時的那些大德的眼光、胸襟、學力、抱負,我們能不能像他們那樣轟轟烈烈奮鬥一場,每一個佛教徒,都有自省一番的必要。護國衛教雙重責任,永遠在我們這一代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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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無法擺脫。

 

 

編輯旨趣 開國時期的佛教與佛教徒 民國肇興與佛教新生 中國佛教之重建 一九三0年代中國佛教的現狀
附錄:一九三六年的中國佛教 民國佛教年紀 佛教在抗戰期間的表現 三十年來之中國佛教 三十年來中國佛教的回顧
民國以來海外之留學僧 附錄:金陵刻經處訪問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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